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若干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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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选总统？ ——从美国大选看法治的力量

　 张千帆

　 在历时36天的争议和悬念之后，备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大选终于确定了获胜者。当联邦最高法院宣布争议结束时，一切又恢复了往常的秩序。和以往的“战胜者”一样，副总统戈尔体面地宣布退出，与他的竞选“敌手”布什州长和解，并号召自己的选民转而支持即将继任的合众国总统———尽管戈尔本人不服法院的判决。正如戈尔所言，这是一场十分“特殊”的选举，因为和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总统选举不同，这次选举的结果可以说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官最后决定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法官们有意要代替选民去作出这一重大政治选择———现代民主原则显然禁止他们这么做，而是因为双方选票比分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相差无几（约万分之一），属于任何选举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选举过程中发生的任何“不规则”现象———即对法律要求的偏离，例如负责组织选举的官员以某种方式偏袒其中一方，或过时的选票打孔机不能明确体现出“选民的意愿”（或自动计票器不能识别这种意愿）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人为的选择错误。如果是后面这种技术性问题，那么解决争议的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显然是对佛州选民的全部600多万张选票进行人工统计，但时间已经不允许这么做。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要求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司法解释问题，因为其他人都可能因与竞选结果的种种利害关系（例如富人一般都希望共和党人做总统）而偏袒一方，惟有法官可以被信按照法律（而不是人情或自身利益等和法律无关的因素）作出一个中立的决定。因此，竞选双方在相持不下时，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法官，且不论结果如何都坦然接受法院的仲裁。是法治使得利益对立的人有可能走到法律的共同保护伞之下。

　 然而，法治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又是被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的。困难的关键在于法治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公正的司法机构，它能在超越人的利益、感情和偏见的基础上宣布“法律是什么”，且其话语对这个社会具有最终的约束力，不论人们———尤其是对此有利害关系的权势人物———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决定。但任何人类机构都是由活生生的普通人组成的，每个凡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感情或信仰，并因此而期望获得某种特殊的政治结果。每个由人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为了人———或更准确地说，经常是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服务的。既然如此，我们到哪里去找这些“不食人间烟火”、超越人性弱点的法官？因此，法治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难题：社会需要法治，而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又几乎不可能实现。西方的“法治国家”为了建立一套近似于公正的司法体制煞费苦心，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来保障法官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组织机构的法院）的独立性与超越性，使司法决定与法官的个人利益（包括职位、工资、社会地位和名誉等因素）“脱钩”。即便这样，法治国家仍然不能保证法官们每次都像机器那样不带偏私、准确无误地译解出法律密码的本来意义，以至今天我们仍经常能听到同样博学与睿智的法官之间经久不衰的辩论，就像佛罗里达州与联邦最高法院对戈尔与布什之争的判决一样。但这已是人类目前所能达到的最近似于法治理想的状态了。事实上，尽管西方社会对政府一贯不太信任，但对法官却“情有独钟”（社会调查一直表明公众对法院的信任度高于其它政府机构）：如果其他政府官员是“在狭义上理性”（即自私）的普通人，至少法官们还能铁面无私地秉公释法。

　 有理由表明，社会对法院的普遍信任是民主社会实现法治与秩序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任何政府（不论是专制还是自由或民主）的存在、维持与运作都是和信任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一个稳定的社会必然是按照某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基本规则（如写在纸上的宪法、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与共识）来运作的，而不论运用规则的结果是否对某些人有利（例如，按照正常程序规则所产生的选举结果表明戈尔输了，戈尔本人及一大批同情他的支持者也须认同这个结果）。其次，这种规则首先必须获得政府的维持与实施，才能在人民心目中建立起有效性（如果戈尔利用其副总统的职权或布什利用其兄弟在佛罗里达州的权势，去操纵选举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结果，那么选举程序就将在选民心中逐渐失去地位）；只有政府官员自己先遵守规则，而不是纯粹为了自身的利益行动，并获得了普通百姓的充分信任，人民才会跟着遵守规则（所谓“上行下效”，在中外其实都是一样的），从而达到社会的法治。因此，关键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去遵循其自身所要实施的规则。当然，通过及时淘汰那些显然违反规则的官员，民主政治本身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维护机制。但正如麦迪逊所言，经验教导人类“辅助防御”的必要性。历史证明，以政府之外的力量去制衡政府，往往是不够的，因而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力量来防止政府官员对规则偏离得太远。具备这种力量的机构存在于政府内部，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但它又和其他机构具有不同的利益和考虑，且不被它们的意志所左右。这就是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法治国家的公民之所以还相信其政府基本上会按照所确立的规则行动，并因此自己也愿意遵守规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能够信任的法院。

　 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曾说过，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最后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入法院，并在那里获得解决。无疑，这个论断被最近的这次大选验证了。就和以往的所有重要决定一样，美国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是否明智，历史将为此作出公证。但不论如何，选举最终的解决方式毕竟体现了美国公众和政治精英对法治———或法院———的尊重。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由利益冲突引起的权力较量，那么法治与宪政是使得一个政治上分裂的民族回归统一的力量。正是法治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使不同的政治党派在“驴象决战”之后，还能像戈尔所说的那样和平地走向一个“共同点”。（上）

　 （作者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及对策

　　　　 冯兴吾　刘金海　余光义


　　不正当竞争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最早见于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该公约规定：“凡在工商活动中违反诚实经营的竞争行为即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将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为经营者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是目前律师行业日益突出的问题，本文简要分析有关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表现形式、危害及原因，并对此提出对策。
　　一、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1、用支付“联络费”、“介绍费”等非法回扣形式来稳定案源。一些律师向中介人支付回扣，回扣比例一般为律师费的20％，有的甚至高达50％。
　　2、随意提高或降低收费。面对“大案”，一些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之间采取竞相降价的方法来达到排挤其他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目的，当事人尤如到市场购物而“货比三家”，择廉而办案。当事人与律师讨价还价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对于不明“真相”的当事人则抬高收费，能捞多少是多少。
　　3、垄断业务项目行业。最为普遍的做法是凭借各种关系，依靠关系人的权力与一些有案源的单位签订常年法律顾问协议，排除其他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介入，从而使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某一行业所属的业务仅仅由某一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办理。
　　4、抬高自己诋毁别人。恶意、片面地夸大或捏造其他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缺点或失误，损害其社会信誉而抬高自己的名声，借机招揽业务。如有的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故意诋毁其他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声誉，故意在当事人与其代理律师之间制造纠纷等。
　　5、同一律师事务所内部人员之间各自为战，占领一方天地，不允许他人涉足其间，用不正当手段维系业务关系，使律师事务所内部人员之间矛盾丛生，不利于团结合作。
　　6、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对有关律师业务服务质量、功能等方面进行宣传比较，来表明本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提供的服务更优，通过打击特定或不特定的竞争对手。宣传内容有真有假，其结果必将导致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间相互影射、攻击、盲目夸大其词。
　　7、利用律师兼有的其他身份在法律服务市场中进行不正当竞争。如有的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评委会的身份或兼任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行风监督员的身份，干扰我国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8、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的不正当竞争。由于法律服务市场管理的多元化，使得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与律师分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部不同的管理部门，管理主体既不能统一意志，又不能协调管理，严重影响了统一的法律服务市场体系的形成。
　　二、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危害
　　律师行业的不正当竞争给律师事业带来的危害是极大的，不但将正当合理的竞争引向反面，而且引起了律师行业的严重混乱，危害了律师行业的健康发展。
　　1、严重损害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社会信誉
　　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然而利用商业化手段来争抢案源无疑有损于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的形象与职业尊严，更不利于律师社会地位的提高。
　　2、助长了不正之风，滋生腐败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为了案源而采用不正当手段拉关系、走后门，为一些部门的某些人员创造了利用介绍律师业务来谋取回扣或以此充当单位小金库的机会，甚至逼迫律师事务所或律师提高回扣比例，或者与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营私舞弊，给腐败滋生了温床。
　　3、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出现漏洞
　　律师行业的回扣的支付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但为了维系律师业务的正常开展，律师事务所不得不进行兑现。因此财务手续必定出现混乱，造成管理上的漏洞，难以通过审计与财政审计，严重的还会使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违反财务纪律，受到法律制裁。
　　4、造成恶性循环而不利于律师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不正当竞争是一种短视行为，虽能暂时促进律师行业的创收和办案数量的上升，但是由不正当手段带来的必定是不合理的恶果。长此以往，势必危害律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原因
　　1、案源不足
　　目前，法律服务市场混乱，既有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又有公职律师，还有企业法律顾问。无论是“有证”或“无证”的机构都　竞相争案源。从本部门，本地方的局部利益出发，搞行业垄断，律师案源得不到保障；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分析，即法律服务需求小于法律服务供给。
　　2、利益驱动
　　律师事务所改制后，律师为了完成任务、保全工资与实现效益提成，也不得不各自为战，广拉关系多方走动，用支付回扣这一常见的手段来笼络有关人员。
　　3、财务制度不严
　　支付回扣，用商业竞争的手段来促进律师行业的发展是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但在实践中，律师事务所财务管理不严格，给不正当竞争大开方便之门。
　　4、管理弱化
　　由于我国律师行业管理主体为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现行的承担管理责任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的管理机构，由于受政府编制、财力的制约，存在着机构空缺、人员不足、财力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在管理方式上只注重主导性工作，疏于法律服务市场的管理；在管理力度上，只注重管理工作的一般布置，疏于检查、监督；在管理行为上，只注重表面上的被动工作，疏于主动的工作。
　　5、隐蔽性强
　　1995年司法部虽然发布了《关于反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但由于对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不明确导致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某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未列入司法部规定的不正当竞争之列。如对律师、律师事务所的广告宣传问题缺乏详细规定，因而律师行业利用各种形式的广告进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比比皆是，一些虚假夸大的宣传混淆视听。不仅误导当事人，损害律师的形象，也扰乱了法律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
　　四、律师行业不正当竞争的对策
　　1、建立统一、开放的法律服务市场
　　建立统一、开放的法律服务市场是律师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法律服务市场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它一方面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国内市场国际化，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全球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加入WTO后，作为专业服务贸易领域一部分的法律服务市场将逐步开放，对外国律师业务的限制将逐步消除，国内外律师的竞争将日益加剧。如果我国律师、律师事务所不注重提高自身素质，不注重改善软硬件服务环境，只把精力放在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上，其结果必然被法律服务市场所淘汰。
　　2、建立律师信用制度
　　律师信用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事业发展的需要。为此，必须建立律师的资本信用，律师事务所的所力信用、业务水平信用、服务质量信用等内容的信用制度，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按照信用制度标准确定信用等级。
　　3、逐步改善律师执业环境
　　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完善律师制度、司法制度；改善经济环境，在律师收费价格、税收政策、各项管理费的收取等方面制定有利于律师发展的政策；改善教育环境，增加对律师教育的投入，加强对律师教育培训工作；改善律师的政治环境，给律师更多的参政议政的机会，提升律师的社会地位。
　　4、建立有效的法律服务市场监管机制
　　法律服务市场的监管问题是建立公平、竞争、有序的法律服务市场的重要问题。要完善对律师不正当行为的法律监督机制，健全律师惩诫组织机构，建立律师惩诫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要强化律师惩诫委员会的功能，严格依法追究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律师及其执业机构的法律责任。
　　5、完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
　　要严格执行律师收费标准，不得随意提高或降低收费，并保证各项制度尤其是财务制度都能切实落到实处，使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理有章可循，使不正当竞争行为无立足之地。
　　6、建立律师职业责任赔偿制度
　　要使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将法律服务质量放在第一位，在注重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兼顾社会效益，而不是单纯以创收为第一目的。律师提供有偿法律服务，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如果由于律师的过错而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应由律师承担赔偿责任，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也应承担连带责任。
　　7、制定法律规范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