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11年记账式贴现（一期）国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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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1年记账式贴现（一期）国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关于2011年记账式贴现（一期）国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
财库〔2011〕54号
2009年-2011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为筹集财政资金，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财政部决定发行2011年记账式贴现（一期）国债（以下简称本期国债）。现就本期国债发行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发行条件
（一）发行场所。通过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以下简称各交易场所）发行。
（二）品种和数量。本期国债期限91天，以低于票面金额的价格贴现发行，发行价格按竞争性招标加权平均中标价格确定。计划发行面值总额100亿元，全部进行竞争性招标。本期国债不进行甲类成员追加投标。
（三）时间安排。2011年4月15日招标，4月18日开始发行，4月20日发行结束。
（四）上市安排。2011年4月22日起在各交易场所上市交易，交易方式为现券买卖和回购。本期国债上市后，可以在各交易场所间相互转托管。
（五）兑付安排。本期国债于2011年7月18日（节假日顺延）按面值偿还。财政部委托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债登记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证券登记公司）上海、深圳分公司办理到期偿还等事宜。
二、招标
（一）招标方式。采用多种价格美国式招标方式，标的为价格，全场加权平均中标价格为本期国债的发行价格，各中标机构按各自中标价格承销。低于发行价格20个以上（不含20个）的标位，全部落标。
（二）投标限定。投标标位变动幅度为0.002元。每一承销团成员最高、最低投标标位差为连续的30个标位。背离全场加权平均投标价格60个以上（不含60个）的标位视为无效投标。
（三）时间安排。2011年4月15日上午9:30-10:30为竞争性招标时间；竞争性招标结束后15分钟内为填制债权托管申请书时间。
三、分销
（一）分销方式。采取场内挂牌和场外签订分销合同的方式分销。合同分销部分应于4月18日至4月20日向各交易场所发出分销确认。
（二）分销对象。分销对象为在国债登记公司开立债券账户及在证券登记公司开立股票和基金账户的各类投资者。承销团成员间不得分销。
（三）分销价格。承销机构根据市场情况自定价格分销。
四、发行款缴纳
各承销机构于2011年4月20日前（含4月20日），将发行款一次缴入财政部指定账户。缴款日期以财政部指定账户收到款项为准。
户 名：国家金库总库
开户银行：国家金库总库
账 号：277－11201
汇入行行号：011100099992
五、债权确立
财政部收到发行款后，通知国债登记公司确立债权。
除上述有关规定外，本期国债招投标工作按《财政部关于印发〈2011年记账式国债招标发行规则〉的通知》（财库〔2011〕4号）规定执行。
财政部
二〇一一年四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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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修正案（八）对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的减刑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正，尤其是对犯严重危及社会的暴力性犯罪分子的减刑予以了限制适用，延长其实际执行的刑期，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大改革。本文结合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进行分析，并提出完善这项制度的一些建议。
一、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减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国基于参与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等相关国际文件，而作出的国际承诺。为了体现和落实该项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例如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被适用死刑，且客观上只有该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适用；我国的死刑体现出“矜老恤幼”的传统美德，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较为宽松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执行，即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死缓是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这样一些犯有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多次减刑或者假释后，一般经过十几年就可以刑满出狱或者被假释出狱，难以起到矫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对死刑与死缓之间“生死两重天”刑罚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对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是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纠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一次大规模的刑法调整。
一是死缓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法律，对于这些严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惩治，同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一些虽犯死刑但无需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这不仅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强有力保护。
二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缓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矫正其不良习气促使其走上正轨，从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这样就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可以使那些试图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的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与的处罚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都是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予以限制减刑既充分考虑了罪犯和罪行各个方面的因素，也是对其应负刑事责任的明确，罚刑相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这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同时，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说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对死缓犯限制减刑，使其在监狱内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认识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痛改前非，从内心深处对之前的犯罪行为予以悔恨并以积极的行动重新做人，这样在刑满出狱后对于自身是一种进步，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二、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范围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针对死缓犯进行限制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0条、第78条第2款之规定，其具体内容是：对一般死缓罪犯实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九种死缓犯的减刑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即死缓期满后因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此时，该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缓期满后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从该项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裁判时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在判决是否应限制减刑时应当注意把握：（1）对于符合“1+8”类犯罪死缓犯的减刑进行限制，不是应当或者一律限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对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一般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应适用限制减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数罪并罚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之一，存在数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种犯罪之一情形，适用限制减刑应特别慎重，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死缓又偏轻，选择限制减刑体现罪行相适应的；⑥其他符合限制减刑的。（2）被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具体包括被判处死缓的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之外的死缓犯，一律不得适用减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减刑的这些死缓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难以达到教育、矫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规的社会效果的，可以考虑适用减刑限制。 二是执行刑罚时的减刑时的限制，一般死缓犯经过多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两年考验期，其实际执行不少于17年；而九类特定死缓犯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现，不管经历几次减刑，其实际执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这体现出我国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刑罚基本结构的不断完善。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完善意见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更为严厉的限制，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死缓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对于九类特定犯罪，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法律语焉不详；与此同时，由于目前贪腐现象愈发普遍，反贪腐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贪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应同八类重罪一样进行特别限制减刑。对此，笔者试根据以上论述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九类重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的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该条固然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实际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依照宽严相济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实、情节可杀可不杀的，决定不杀判处死缓的，应当同时宣告限制减刑，因为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法官已经根据相应的政策和犯罪事实对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判处死缓已然是对其的一种“从轻”处罚，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严重性、社会危害性，理应对其限制减刑这种严厉的惩处，这也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同时促使犯罪分子通过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从而刑满释放后得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过立法手段，将贪腐类犯罪纳入特别限制减刑的范围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贪腐类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额不断提高，有些巨贪贪污几亿至几十亿之多，令人嗔目结舌，而且贪腐类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窝案现象突出，导致反贪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堪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贪污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贪腐持续时间长，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分子，理应获得较一般死缓犯更为严厉的惩戒，而限制减刑作为比死缓更为严厉的处罚，理应适用于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警醒很多贪腐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世人认清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样，通过立法和司法的严厉手段，防治腐败，为我国转型时期营造一个和谐正气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死刑与死缓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罚的基本结构，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只有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刑罚制度的积极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3〕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仍存在总量不足、标准不高、运行管理粗放等问题。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拉动投资和消费增长，扩大就业，促进节能减排。为加强和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部署，立足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科学研究、统筹规划，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镇化质量；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抓好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推动城市节能减排，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规划引领。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切实加强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领作用，严格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考虑资源环境影响和文物保护的要求，有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民生优先。坚持先地下、后地上，优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电力、通信、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老旧基础设施改造。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提高设施水平和服务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安全为重。提高城市管网、排水防涝、消防、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运营标准和管理水平，消除安全隐患，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机制创新。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优质。全面落实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水平，优化节能建筑、绿色建筑发展环境，建立相关标准体系和规范，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二、围绕重点领域，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
当前，要围绕改善民生、保障城市安全、投资拉动效应明显的重点领域，加快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一）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按照“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的原则，推进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发挥地铁等作为公共交通的骨干作用，带动城市公共交通和相关产业发展。到2015年，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1000公里。积极发展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加快调度中心、停车场、保养场、首末站以及停靠站的建设；推进换乘枢纽及充电桩、充电站、公共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同步实施。
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加快完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提升道路网络密度，提高城市道路网络连通性和可达性。加强城市桥梁安全检测和加固改造，限期整改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城市桥梁信息系统建设，严格落实桥梁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城市路桥的运行安全。各城市应尽快完成城市桥梁的安全检测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到2015年，力争完成对全国城市危桥加固改造，地级以上城市建成桥梁信息管理系统。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城市交通要树立行人优先的理念，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保障出行安全，倡导绿色出行。设市城市应建设城市步行、自行车“绿道”，加强行人过街设施、自行车停车设施、道路林荫绿化、照明等设施建设，切实转变过度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
（二）加大城市管网建设和改造力度。
市政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加强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等各类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和检查，优先改造材质落后、漏损严重、影响安全的老旧管网，确保管网漏损率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到2015年，完成全国城镇燃气8万公里、北方采暖地区城镇集中供热9.28万公里老旧管网改造任务，管网事故率显著降低；实现城市燃气普及率94%、县城及小城镇燃气普及率65%的目标。开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中小城市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综合管廊项目。新建道路、城市新区和各类园区地下管网应按照综合管廊模式进行开发建设。
城市供水、排水防涝和防洪设施建设。加快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力争到2015年实现全国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95%和水质达标双目标；加强饮用水水源建设与保护，合理利用水资源，限期关闭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在全面普查、摸清现状基础上，编制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规划。加快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解决城市积水内涝问题。积极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将建筑、小区雨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定与保护等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因地制宜配套建设雨水滞渗、收集利用等削峰调蓄设施。加强城市河湖水系保护和管理，强化城市蓝线保护，坚决制止因城市建设非法侵占河湖水系的行为，维护其生态、排水防涝和防洪功能。完善城市防洪设施，健全预报预警、指挥调度、应急抢险等措施，到2015年，重要防洪城市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全面提高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减灾能力，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体系。
城市电网建设。将配电网发展纳入城乡整体规划，进一步加强城市配电网建设，实现各电压等级协调发展。到2015年，全国中心城市基本形成500（或330）千伏环网网架，大部分城市建成220（或110）千伏环网网架。推进城市电网智能化，以满足新能源电力、分布式发电系统并网需求，优化需求侧管理，逐步实现电力系统与用户双向互动。以提高电力系统利用率、安全可靠水平和电能质量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城市智能配电网关键技术研究与试点示范。
（三）加快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设施建设和运行保障为主线，加快形成“厂网并举、泥水并重、再生利用”的建设格局。优先升级改造落后设施，确保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国家新的环保排放要求或地表水Ⅳ类标准。到2015年，36个重点城市城区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建设完成污水管网7.3万公里。按照“无害化、资源化”要求，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70%左右；加快推进节水城市建设，在水资源紧缺和水环境质量差的地区，加快推动建筑中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到2015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保障城市水安全、修复城市水生态，消除劣Ⅴ类水体，改善城市水环境。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和生活垃圾存量治理示范项目。加大处理设施建设力度，提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到2015年，3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左右；到2017年，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确保垃圾处理设施规范运行，防止二次污染，摆脱“垃圾围城”困境。
（四）加强生态园林建设。
城市公园建设。结合城乡环境整治、城中村改造、弃置地生态修复等，加大社区公园、街头游园、郊野公园、绿道绿廊等规划建设力度，完善生态园林指标体系，推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到2015年，确保老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60%。加强运营管理，强化公园公共服务属性，严格绿线管制。
提升城市绿地功能。到2015年，设市城市至少建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水、气、电等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防灾避险公园。结合城市污水管网、排水防涝设施改造建设，通过透水性铺装，选用耐水湿、吸附净化能力强的植物等，建设下沉式绿地及城市湿地公园，提升城市绿地汇聚雨水、蓄洪排涝、补充地下水、净化生态等功能。
三、科学编制规划，发挥调控引领作用
（一）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牢固树立规划先行理念，遵循城镇化和城乡发展客观规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统筹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民生为本，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格禁止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滋生腐败的“豆腐渣工程”。强化城市总体规划对空间布局的统筹协调。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防止各类开发活动无序蔓延。开展地下空间资源调查与评估，制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统筹地下各类设施、管线布局，实现合理开发利用。
（二）完善和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着力提高科学性和前瞻性，避免盲目和无序建设。尽快编制完成城市综合交通、电力、排水防涝和北方采暖地区集中供热老旧管网改造规划。抓紧落实已明确的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镇供水、城镇燃气等“十二五”规划。所有建设行为应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落实《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三）加强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城乡医疗、教育、治安、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和建设专业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场站等，完善城市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加强公共消防设施、人防设施以及防灾避险场所等设施建设。
四、抓好项目落实，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各地要统筹组织协调在建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施工建设进度。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全面掌握在建项目进展情况。对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和改造、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消防设施建设等在建项目，要确保工程建设在规定工期内完成。各地要列出在建项目的竣工时间表，倒排工期，分项、分段落实；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建设资金、材料、人工、装备设施等及时或提前到位；要优化工程组织设计，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推进在建项目实施。
（二）积极推进新项目开工。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落实具体项目，科学论证，加快项目立项、规划、环保、用地等前期工作。进一步优化简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减少和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转向备案、核准与审批相结合的专业化管理模式。要强化部门间的分工合作，做好环境、技术、安全等领域审查论证，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探索建立审批“绿色通道”，提高效率。在完善规划的基础上，对经审核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要抓紧落实招投标、施工图设计审查、确定施工及监理单位等配套工作，尽快开工建设。
（三）做好后续项目储备。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要求，超前谋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各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国土资源等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通过统筹研究、做好用地规划安排、提前下拨项目前期可研经费、加快项目可行性研究等措施，实现储备项目与年度建设计划有效对接。对2016年、2017年拟安排建设的项目，要抓紧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建立健全统一、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库。
五、确保政府投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
（一）确保政府投入。各级政府要把加强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大力推进。中央财政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城镇污水管网专项等现有渠道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要确保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充分考虑和优先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应当以划拨方式供应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要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确保建设用地供应。
（二）推进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政府应集中财力建设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要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有合理回报或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可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在市场准入和扶持政策方面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创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运营管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形成权责明确、制约有效、管理专业的市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现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进一步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建立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研究出台配套财政扶持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六、科学管理，明确责任，加强协调配合
（一）提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保持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性、系统性，避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要建立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以城市道路为核心、地上和地下统筹协调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机制。重点加强城市管网综合管理，尽快出台相关法规，统一规划、建设、管理，规范城市道路开挖和地下管线建设行为，杜绝“拉链马路”、窨井伤人现象。在普查的基础上，整合城市管网信息资源，消除市政地下管网安全隐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电子档案，实现设市城市数字城管平台全覆盖。提升城市管理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水平，提升数字城管系统，推进城市管理向服务群众生活转变，促进城市防灾减灾综合能力和节能减排功能提升。
（二）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省级人民政府要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监督、指导和协调力度，结合已有规划和各地实际，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城市人民政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职责，抓好项目落实，科学确定项目规模和投资需求，公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和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具体工作。对涉及民生和城市安全的城市管网、供水、节水、排水防涝、防洪、污水垃圾处理、消防及道路交通等重点项目纳入城市人民政府考核体系，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城市予以表彰奖励；对质量评价不合格、发生重大事故的政府负责人进行约谈，限期整改，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加强部门协调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督指导；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财政等支持政策；人民银行、银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定期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检查。
国务院
2013年9月6日
（此件有删减）
一、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必要 “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在2006年中央办公厅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有关问题的报告》中，对这一死刑基本刑事政策，再次予以重申。它是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在死刑政策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是减少和限制死刑，也是我国基于参与的1975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1984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批准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保护的保障措施》等相关国际文件，而作出的国际承诺。为了体现和落实该项刑事政策，我国刑法对死刑的适用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性规定，例如罪行极其严重者才能被适用死刑，且客观上只有该罪行的法定刑有死刑的才可以适用；我国的死刑体现出“矜老恤幼”的传统美德，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老人不适用死刑等等。然而，由于我国较为宽松的减刑、假释等制度的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只要不是立即执行，即可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而死缓是可以适用减刑、假释制度的，这样一些犯有较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比如暴力性犯罪分子，经过多次减刑或者假释后，一般经过十几年就可以刑满出狱或者被假释出狱，难以起到矫正犯罪分子的教育效果。面对死刑与死缓之间“生死两重天”刑罚力度的巨大落差，有必要对犯有暴力性犯罪等重罪的犯罪分子予以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是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纠正死刑偏重，生刑偏轻的一次大规模的刑法调整。
一是死缓犯所犯的罪行都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等罪行，刑法作为保护合法权益不受犯罪侵害与威胁的法律，对于这些严重罪行需要予以死刑的惩治，同时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一些虽犯死刑但无需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予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但由于这些犯罪分子自身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所犯罪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予以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这不仅有利于严厉打击和惩治这些犯罪，而且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强有力保护。
二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我国刑罚目的的实现。死缓犯都是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其判处死缓并限制减刑，使其接受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矫正其不良习气促使其走上正轨，从而不能或不敢再犯罪，这样就达到了刑法特殊预防的目的。同时，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可以使那些试图铤而走险实施严重犯罪的人有所畏惧、有所收敛，不敢以身试法，从而达到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
三是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的功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刑罚给与的处罚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把握罪行和罪犯各个方面的因素，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都是犯有极其严重罪行的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所犯罪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其予以限制减刑既充分考虑了罪犯和罪行各个方面的因素，也是对其应负刑事责任的明确，罚刑相称，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也是对罪责刑相适应这项基本原则的严格遵守。同时，对死缓犯适用限制减刑有利于发挥我国刑法保护法益的基本功能，刑法存在的根本理由，抑或说刑罚的目的，是通过惩罚犯罪来预防犯罪。对死缓犯限制减刑，使其在监狱内接受长时间的劳动改造，认识并反省自己的错误，从而痛改前非，从内心深处对之前的犯罪行为予以悔恨并以积极的行动重新做人，这样在刑满出狱后对于自身是一种进步，对于社会和他人的权益也是一种间接的保护。
二、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范围
自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以来，针对死缓犯进行限制减刑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50条、第78条第2款之规定，其具体内容是：对一般死缓罪犯实行普遍限制，即在死缓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期满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期满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对九种死缓犯的减刑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即死缓期满后因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的，此时，该无期徒刑执行期间，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死缓期满后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 从该项条款内容可以看出，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裁判时在判决书中明确限制，在判决是否应限制减刑时应当注意把握：（1）对于符合“1+8”类犯罪死缓犯的减刑进行限制，不是应当或者一律限制，应当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只有对符合条件的，原则上一般予以限制。笔者认为，有下列情形，应适用限制减刑：①累犯前罪是被判处十年以上徒刑的；②累犯前罪所犯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③累犯前罪数罪并罚的；④犯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犯罪之一，存在数罪的；⑤只有累犯或者其他八种犯罪之一情形，适用限制减刑应特别慎重，只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偏重，但判处死缓又偏轻，选择限制减刑体现罪行相适应的；⑥其他符合限制减刑的。（2）被特别限制减刑的九类死缓犯，具体包括被判处死缓的累犯和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之外的死缓犯，一律不得适用减刑限制；（3）刑法修正案（八）所限制减刑的这些死缓犯所犯的均是重罪，犯罪分子均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不予以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难以达到教育、矫正不法分子使其走上正规的社会效果的，可以考虑适用减刑限制。 二是执行刑罚时的减刑时的限制，一般死缓犯经过多次减刑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15年，再加上之前的两年考验期，其实际执行不少于17年；而九类特定死缓犯虽可继续适用减刑，但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因重大立功依法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其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即不管犯罪分子有多大的立功表现，不管经历几次减刑，其实际执行刑期都不得少于22年，这体现出我国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也是对我国刑罚基本结构的不断完善。
三、与“从旧兼从轻”原则的结合运用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我国刑法时间效力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时间效力主要解决的是刑法在何时生效、在何时失效以及对其生效前的行为有无追溯效力的问题。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应以行为时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预见其行为后果，对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原则上不能对该行为有效。但如果法律发生变更时，考虑到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我国刑法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从旧兼从轻”原则概述
1、“从旧兼从轻”原则体现了我国罪刑法定原则中“禁止事后法”的要求，这里的禁止事后法并非禁止所有的事后法，而是禁止事后重法溯及既往，这也是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的体现。
2、“从旧兼从轻”原则首先要考虑的是适用旧法及行为时的法律规定，因为行为人只能根据行为时的有效法律来做出相应的行为，对于行为之后才实施的法律，行为人没有预测义务。若法律强行以行为后的法律要求行为人，不仅有违罪刑法定原则，而且强人所难，因此我国刑事法上要求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
3、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进与完善，因此法律会经常发生变动。当新旧法规定不同时，我国的做法是适用新法的基本条件是其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犯罪，这表明“从旧兼从轻”原则最主要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所以，如果新旧法对某行为的定性处罚不一致，就看何者对被告人有利，处罚轻重的比较应当以法定刑轻重为依据。
（二）“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死缓犯减刑的适用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死缓犯予以普遍限制减刑，同时对九类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从严把握、限制适用并提高其实际执行期间”的严格规定，旨在严厉打击和惩治此类犯罪分子。但我国刑法除了保护国家和公民法益的功能外，还有保障人权的功能，尤其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的人权。虽然这类人犯有严重的罪行，但他们同样拥有基本的人权，保障人权功能也是区分现代刑法、民主刑法与传统刑法、专制刑法的标志。“从旧兼从轻”原则同样是出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考虑而产生的原则，因此二者有一定的共通性，对于死缓犯减刑制度来说，同样也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 在司法实务中，有两种情况需要二者结合适用，具体内容如下： 1、针对继续犯和连续犯的适用 如果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持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继续状态的，或者犯罪行为由新法生效前连续到新法生效后，即呈现连续状态的，对于这两类跨法犯，新旧法都认为是犯罪的，适用新法，即使新法处罚较重，也要适用新法，但在量刑上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刑法修正案（八）于2011年5月1日生效施行，因此跨法累犯需要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若犯有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类重罪，从2011年5月1日前持续或者连续到2011年5月1日后，应适用限制减刑的规定，根据执行刑期期间重大立功的有无，经过减刑后实际执行不少于27年和22年的刑期；对于一般死缓犯，若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应适用新法“二年期满以后，减为25年有期徒刑”的规定，而并非之前的“二年期满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从而加大惩罚力度，对重罪罪行予以更为严厉的打击。 2、新旧法对行为定性分歧时的适用 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在当时的法律看来不是犯罪，但是行为持续或者连续到新法生效以后，且新法认为该行为是犯罪的，依照“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要求，应当对新法生效之后的该部分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新法生效前的行为则不作为犯罪处理。结合对死缓犯的限制减刑制度，由于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从限制减刑以及提高死刑缓期执行之后的最低服刑年限的角度，实质上加重了处罚，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前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限制减刑违反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因此对生效前的犯罪行为原则不应限制减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4月25日发布的《关于》第二条规定的：“被告人具有累犯情节，或者所犯之罪是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罪行极其严重，根据修正前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不能体现罪行相适应原则，而根据修正后刑法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同时决定限制减刑可以罚当其罪的，适用修正后刑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提下，溯及既往，更能体现“从旧兼从轻”的精神。
四、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的完善意见
自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对死缓犯的减刑予以了更为严厉的限制，不仅有效地防止了死缓罪犯的实际执行刑期过短，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司法贯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有利于增加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我国刑事司法的一次成功的改革，但对于九类特定犯罪，哪些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限制，法律语焉不详；与此同时，由于目前贪腐现象愈发普遍，反贪腐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贪腐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日益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是否也应同八类重罪一样进行特别限制减刑。对此，笔者试根据以上论述对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提出自己的建议：
（一）明确九类重犯适用限制减刑的具体情形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十条的规定，是否限制减刑由人民法院裁量决定，并不是一律限制，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笔者认为该条固然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利，但缺乏统一的标准，实际操作性可能会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依照宽严相济政策或者依照犯罪事实、情节可杀可不杀的，决定不杀判处死缓的，应当同时宣告限制减刑，因为此类情况一般都是属于极其严重的犯罪，法官已经根据相应的政策和犯罪事实对其量刑予以了充分的考虑，判处死缓已然是对其的一种“从轻”处罚，但基于其犯罪的罪行严重性、社会危害性，理应对其限制减刑这种严厉的惩处，这也是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同时促使犯罪分子通过较长时间的监狱改造反思罪行、痛改前非，从而刑满释放后得以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不至于对社会和他人造成新的危害。
（二）通过立法手段，将贪腐类犯罪纳入特别限制减刑的范围 随着现今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时期，贪腐类犯罪愈演愈烈，且涉案金额不断提高，有些巨贪贪污几亿至几十亿之多，令人嗔目结舌，而且贪腐类犯罪作案手段隐蔽化、智能化、窝案现象突出，导致反贪工作的执法难度日益加大，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已堪与严重的自然性犯罪相比肩。一些贪污犯罪分子主观恶性较大，贪腐持续时间长，不仅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动摇了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赖；而且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分子，理应获得较一般死缓犯更为严厉的惩戒，而限制减刑作为比死缓更为严厉的处罚，理应适用于贪腐犯罪的犯罪分子，不仅有利于整治目前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可以警醒很多贪腐分子的侥幸心理，让世人认清腐败是破坏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的可怕毒瘤，要像查禁毒品那样，通过立法和司法的严厉手段，防治腐败，为我国转型时期营造一个和谐正气的社会环境。 五、结语 死缓犯限制减刑制度是我国刑事法律一次卓越的修正，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死刑与死缓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刑罚的基本结构，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赞誉。只有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始终坚持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才能充分发挥这一刑罚制度的积极功能。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国发〔2013〕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改善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城市运行效率、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确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仍存在总量不足、标准不高、运行管理粗放等问题。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拉动投资和消费增长，扩大就业，促进节能减排。为加强和改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战略部署，立足于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科学研究、统筹规划，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提高城镇化质量；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抓好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生态环境，推动城市节能减排，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规划引领。坚持先规划、后建设，切实加强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发挥规划的控制和引领作用，严格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充分考虑资源环境影响和文物保护的要求，有序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民生优先。坚持先地下、后地上，优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电力、通信、公共交通、物流配送、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老旧基础设施改造。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提高设施水平和服务质量，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
安全为重。提高城市管网、排水防涝、消防、交通、污水和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质量、运营标准和管理水平，消除安全隐患，增强城市防灾减灾能力，保障城市运行安全。
机制创新。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绿色优质。全面落实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等生态文明理念，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化水平，优化节能建筑、绿色建筑发展环境，建立相关标准体系和规范，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二、围绕重点领域，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全面提升
当前，要围绕改善民生、保障城市安全、投资拉动效应明显的重点领域，加快城市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一）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城市按照“量力而行、有序发展”的原则，推进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发挥地铁等作为公共交通的骨干作用，带动城市公共交通和相关产业发展。到2015年，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1000公里。积极发展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加快调度中心、停车场、保养场、首末站以及停靠站的建设；推进换乘枢纽及充电桩、充电站、公共停车场等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将其纳入城市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规划同步实施。
城市道路、桥梁建设改造。加快完善城市道路网络系统，提升道路网络密度，提高城市道路网络连通性和可达性。加强城市桥梁安全检测和加固改造，限期整改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城市桥梁信息系统建设，严格落实桥梁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城市路桥的运行安全。各城市应尽快完成城市桥梁的安全检测并及时公布检测结果，到2015年，力争完成对全国城市危桥加固改造，地级以上城市建成桥梁信息管理系统。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城市交通要树立行人优先的理念，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保障出行安全，倡导绿色出行。设市城市应建设城市步行、自行车“绿道”，加强行人过街设施、自行车停车设施、道路林荫绿化、照明等设施建设，切实转变过度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交通发展模式。
（二）加大城市管网建设和改造力度。
市政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加强城市供水、污水、雨水、燃气、供热、通信等各类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和检查，优先改造材质落后、漏损严重、影响安全的老旧管网，确保管网漏损率控制在国家标准以内。到2015年，完成全国城镇燃气8万公里、北方采暖地区城镇集中供热9.28万公里老旧管网改造任务，管网事故率显著降低；实现城市燃气普及率94%、县城及小城镇燃气普及率65%的目标。开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全面启动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中小城市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综合管廊项目。新建道路、城市新区和各类园区地下管网应按照综合管廊模式进行开发建设。
城市供水、排水防涝和防洪设施建设。加快城镇供水设施改造与建设，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区域供水，力争到2015年实现全国城市公共供水普及率95%和水质达标双目标；加强饮用水水源建设与保护，合理利用水资源，限期关闭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的自备水井，切实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在全面普查、摸清现状基础上，编制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规划。加快雨污分流管网改造与排水防涝设施建设，解决城市积水内涝问题。积极推行低影响开发建设模式，将建筑、小区雨水收集利用、可渗透面积、蓝线划定与保护等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因地制宜配套建设雨水滞渗、收集利用等削峰调蓄设施。加强城市河湖水系保护和管理，强化城市蓝线保护，坚决制止因城市建设非法侵占河湖水系的行为，维护其生态、排水防涝和防洪功能。完善城市防洪设施，健全预报预警、指挥调度、应急抢险等措施，到2015年，重要防洪城市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全面提高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减灾能力，用10年左右时间建成较完善的城市排水防涝、防洪工程体系。
城市电网建设。将配电网发展纳入城乡整体规划，进一步加强城市配电网建设，实现各电压等级协调发展。到2015年，全国中心城市基本形成500（或330）千伏环网网架，大部分城市建成220（或110）千伏环网网架。推进城市电网智能化，以满足新能源电力、分布式发电系统并网需求，优化需求侧管理，逐步实现电力系统与用户双向互动。以提高电力系统利用率、安全可靠水平和电能质量为目标，进一步加强城市智能配电网关键技术研究与试点示范。
（三）加快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建设。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以设施建设和运行保障为主线，加快形成“厂网并举、泥水并重、再生利用”的建设格局。优先升级改造落后设施，确保城市污水处理厂出水达到国家新的环保排放要求或地表水Ⅳ类标准。到2015年，36个重点城市城区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全国所有设市城市实现污水集中处理，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建设完成污水管网7.3万公里。按照“无害化、资源化”要求，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城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70%左右；加快推进节水城市建设，在水资源紧缺和水环境质量差的地区，加快推动建筑中水和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到2015年，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再生水利用率达到20%以上；保障城市水安全、修复城市水生态，消除劣Ⅴ类水体，改善城市水环境。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以大中城市为重点，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区）和生活垃圾存量治理示范项目。加大处理设施建设力度，提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到2015年，36个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设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0%左右；到2017年，设市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处理，确保垃圾处理设施规范运行，防止二次污染，摆脱“垃圾围城”困境。
（四）加强生态园林建设。
城市公园建设。结合城乡环境整治、城中村改造、弃置地生态修复等，加大社区公园、街头游园、郊野公园、绿道绿廊等规划建设力度，完善生态园林指标体系，推动生态园林城市建设。到2015年，确保老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5平方米、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60%。加强运营管理，强化公园公共服务属性，严格绿线管制。
提升城市绿地功能。到2015年，设市城市至少建成一个具有一定规模，水、气、电等设施齐备，功能完善的防灾避险公园。结合城市污水管网、排水防涝设施改造建设，通过透水性铺装，选用耐水湿、吸附净化能力强的植物等，建设下沉式绿地及城市湿地公园，提升城市绿地汇聚雨水、蓄洪排涝、补充地下水、净化生态等功能。
三、科学编制规划，发挥调控引领作用
（一）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牢固树立规划先行理念，遵循城镇化和城乡发展客观规律，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科学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统筹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突出民生为本，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格禁止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滋生腐败的“豆腐渣工程”。强化城市总体规划对空间布局的统筹协调。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建设，防止各类开发活动无序蔓延。开展地下空间资源调查与评估，制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统筹地下各类设施、管线布局，实现合理开发利用。
（二）完善和落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要着力提高科学性和前瞻性，避免盲目和无序建设。尽快编制完成城市综合交通、电力、排水防涝和北方采暖地区集中供热老旧管网改造规划。抓紧落实已明确的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城镇供水、城镇燃气等“十二五”规划。所有建设行为应严格执行建筑节能标准，落实《绿色建筑行动方案》。
（三）加强公共服务配套基础设施规划统筹。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城乡医疗、教育、治安、文化、体育、社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和建设专业性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配送场站等，完善城市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加强公共消防设施、人防设施以及防灾避险场所等设施建设。
四、抓好项目落实，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一）加快在建项目建设。各地要统筹组织协调在建基础设施项目，加快施工建设进度。通过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全面掌握在建项目进展情况。对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城市供水设施建设和改造、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改造、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消防设施建设等在建项目，要确保工程建设在规定工期内完成。各地要列出在建项目的竣工时间表，倒排工期，分项、分段落实；要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建设资金、材料、人工、装备设施等及时或提前到位；要优化工程组织设计，充分利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推进在建项目实施。
（二）积极推进新项目开工。根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落实具体项目，科学论证，加快项目立项、规划、环保、用地等前期工作。进一步优化简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流程，减少和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转向备案、核准与审批相结合的专业化管理模式。要强化部门间的分工合作，做好环境、技术、安全等领域审查论证，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探索建立审批“绿色通道”，提高效率。在完善规划的基础上，对经审核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要抓紧落实招投标、施工图设计审查、确定施工及监理单位等配套工作，尽快开工建设。
（三）做好后续项目储备。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要求，超前谋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各级发展改革、住房城乡建设、规划和国土资源等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职能和工作作风，通过统筹研究、做好用地规划安排、提前下拨项目前期可研经费、加快项目可行性研究等措施，实现储备项目与年度建设计划有效对接。对2016年、2017年拟安排建设的项目，要抓紧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建立健全统一、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储备库。
五、确保政府投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
（一）确保政府投入。各级政府要把加强和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大力推进。中央财政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城镇污水管网专项等现有渠道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政府要确保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各级政府要充分考虑和优先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求。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项目，应当以划拨方式供应建设用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要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确保建设用地供应。
（二）推进投融资体制和运营机制改革。建立政府与市场合理分工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政府应集中财力建设非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要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形式，吸引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社会资金，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有合理回报或一定投资回收能力的可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在市场准入和扶持政策方面对各类投资主体同等对待。创新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运营管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分开，形成权责明确、制约有效、管理专业的市场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现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事业单位管理模式，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进一步完善城市公用事业服务价格形成、调整和补偿机制。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业务，建立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系。研究出台配套财政扶持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
六、科学管理，明确责任，加强协调配合
（一）提升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要保持城市基础设施的整体性、系统性，避免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要建立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健全以城市道路为核心、地上和地下统筹协调的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机制。重点加强城市管网综合管理，尽快出台相关法规，统一规划、建设、管理，规范城市道路开挖和地下管线建设行为，杜绝“拉链马路”、窨井伤人现象。在普查的基础上，整合城市管网信息资源，消除市政地下管网安全隐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电子档案，实现设市城市数字城管平台全覆盖。提升城市管理标准化、信息化、精细化水平，提升数字城管系统，推进城市管理向服务群众生活转变，促进城市防灾减灾综合能力和节能减排功能提升。
（二）落实地方政府责任。省级人民政府要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监督、指导和协调力度，结合已有规划和各地实际，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并抓好落实。城市人民政府是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要切实履行职责，抓好项目落实，科学确定项目规模和投资需求，公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具体项目和进展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做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项具体工作。对涉及民生和城市安全的城市管网、供水、节水、排水防涝、防洪、污水垃圾处理、消防及道路交通等重点项目纳入城市人民政府考核体系，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城市予以表彰奖励；对质量评价不合格、发生重大事故的政府负责人进行约谈，限期整改，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三）加强部门协调配合。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督指导；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财政等支持政策；人民银行、银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金融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定期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检查。
国务院
2013年9月6日
（此件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