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办公厅对《关于制止丧葬滥占土地私建坟墓的通知》中有关内容解释的函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01:46:03 浏览: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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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办公厅对《关于制止丧葬滥占土地私建坟墓的通知》中有关内容解释的函
民政部办公厅对《关于制止丧葬滥占土地私建坟墓的通知》中有关内容解释的函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最近，一些民政厅(局)来电来函反映我部与国家土地管理局1990年10月26日联合下发的《关于制止丧葬滥占土地私建坟墓的通知》(民事函［1990］281号) 第五条“在火化区，除按规定不实行火化的少数民族公民和宗教信徒外，一律实行火化”。中所指的“少数民族公民和宗教信徒”
的含义不明确，要求给予解释。经商国家土地管理局，现答复如下：
根据《国务院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建国以来我国殡葬改革的政策，《关于制止丧葬滥占土地私建坟墓的通知》中所称的“少数民族公民和宗教信徒”主要是指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按政策规定，他们可以实行土葬。
1991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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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关系及保险代理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探究
宋晓锋
引言：保险代理人是我们熟悉的一群体，他们的工作热情、韧性令人敬佩，然而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关系及保险代理人自身待遇等问题很少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结合案例就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关系及保险代理人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的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保险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所裨益。
1.案情
2008年6月1日，宫某受聘出任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储备营业处经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向宫某提供储备营业处经理财务辅助计划，财务辅助金自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共24个月。在宫某入职前12个月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每月向宫某支付财务辅助金10000元，每月20日是上月酬佣的发放日。在财务辅助期内，宫某达到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的考核标准，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09年2月4日单方解除了与宫某的代理合同，并拒绝向宫某支付2009年1月的财务辅助金。宫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支付2009年1月份的财务辅助金10000元。
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辩称：宫某的违约行为导致了保险代理合同和财务辅助计划终止。2008年6月18日至2008年11月27日期间，宫某口头请事假次数超过14天以上，且未办理任何书面请假及审批手续，其行为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我方有权单方解除保险代理合同和财务辅助计划，且我方随时终止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财务辅助协议，财务辅助金的发放以宫某达到考核标准且发佣日仍在职为条件，宫某不符合发放1月份财务辅助金的条件，我方于2009年2月4日正式通知宫某解除合同，宫某也于2009年2月9日没有出勤，因此，宫某于2月20日前已不在职，不符合发放辅助金的条件。
2．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及《储备营业处经理财务辅助计划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均应全面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原告是否具备发放2009年1月的财务辅助金的条件，对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以原告达到考核标准，且发佣日仍在职作为发放条件。就原告是否达到考核标准的条件，因被告未明确告知原告书面请假支付向本院举证证明，且被告按时发放了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辅助金，故被告认为违反公司请假制度未达到考核标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就原告在发放财务辅助金当日已不在职的条件，因被告单方解除了保险代理合同并函告原告，故原告在发佣日不在职的事实系因被告所致，被告不发放财务辅助金的行为，缺乏依据。原告诉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华夏人寿不服向一中院提起上诉，但在上诉过程中，又撤回上诉。
3．评析意见
3.1宫某与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
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定期向宫某发放“辅助金”，宫某要按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规定出勤，遵守其有关规定，若违法规定还对宫某实行纪律处分等，这看似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与对宫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但根据双方签订的《顾问行销保险代理合同》、《储备营业处经理聘任函》可知，双方的关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保险人与保险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不会因任何因素构成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由此可以得出个人保险代理人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个结论。
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个人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委托代理关系。
3.2关于华夏人寿支付给宫某的“财务辅助金”。
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储备人才、发展客户，在储备经理入职前期筹备工作期间多以辅助金的形式给以支持，以便储备经理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根据华夏人寿与宫某签订的《财务辅助金计划协议书》可知，财务辅助金系华夏人寿公司为了辅助宫某完成营业处筹备工作，在宫某任储备营业处经理之日起24个月内向宫某支付的学习和工作的奖助金。
本案中，宫某自2008年6月1日受聘任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储备营业处经理，双方约定，华夏人寿自2008年6月1日起至1010年5月31日止为宫某提供财务辅助，其中入司的前12个月，宫某的财务辅助金为每月10000元。
只要宫某在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认真履行储备经理人的职责并达到其考核标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就应当按照约定给宫某发放辅助金。
3.3.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宫某是否具备发放2009年1月的财务辅助金的条件。
双方签订的《顾问行销保险代理合同》、《财务辅助金计划协议书》系依双方自愿签订，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达到考核标准，且发佣日仍在职为发放辅助金的条件。
本案中，《考勤管理办法》系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制定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在宫某任储备处经理期间，双方从未就考勤管理事宜进行明确约定，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也从未就如何办理请假手续、未按手续请假如何处理等情况告知宫某。在庭审中，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将有关考勤管理事宜告知、明示给宫某，宫某无从了解考勤管理办法，因此该管理办法对宫某没有约束力。从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据《管理职签到表》、《华夏人寿顾问行销合规调查函》可以看出，宫某在2008年6月18日至2008年11月27日期间的请假都得到了其上级管理人员的许可，并且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从未就考勤制度向宫辉明示过。自2008年6月1日至2009年2月8日，宫某一直任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储备处经理，并且达到其考核标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也按时支付了宫某自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 12月31日的辅助金。
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09年2月4日单方解除代理合同后，宫某不能按双方约定从事有关工作，在发佣日（每月20日发上月的辅助金）不在职，这都是由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造成的，而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却以宫某发佣日不再职为由，拒不支付宫某2009年1月份的财务辅助金，没有任何依据，更无道理，有悖公平。
3.4一点思考
保险代理人不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没有底薪，也没有必要的费用报销，保险公司不为保险代理人个人购买社会保险，不管你工作多长时间，一旦离开，就得不到一分钱补偿。今天的保险代理人享受不到任何的社会福利，连最基本的社保都与他们无缘。保险公司团队中也有很多的严格管理，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们法律意义上的代理人身份。他们享受不到保险公司员工的待遇，保险公司随时都可以单方面地解除代理合同。
保险代理人在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时，除了要努力做好业绩的同时，也要注意保险公司的有关制度规定，避免自身风险，否则，若保险公司找理由解除代理合同后，自己以前的努力可能会化为乌有。在此，笔者也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及协会组织，要加强对保险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特别是要重视保险代理人的社会保障及解除代理合同时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的补偿问题，不要使保险代理人成为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的边缘人。
宋晓锋，男，河北定州人，河北经贸大学管理学学士、辽宁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市丹宁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业务方向：房地产、公司法、刑事辩护、诉讼与仲裁，联系电话：13121692405。
从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的比较中来作性质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那么，社区矫正是不是行刑方式呢？如果将这个概念作为我们观念上的指导，当然能得出社区矫正是行刑方式的结论。关键是，这样的概念是不是合乎社区矫正的本意？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社区矫正工作就可能走弯路。如果走了弯路，到时候就不得不对社区矫正进行“矫正”。
在讲清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某州的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
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1]
该概念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这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作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我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有“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司法部的这个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我们在对他们矫正时，所采用的只不过是适合于不同矫正对象的方法——即社会工作方法。
因而，在我还不能科学地给出社区矫正概念的时候，只能说，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只是一种有利于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一系列社会工作方法。之所以不用“项目”，而用“社会工作方法”，是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
[1] What is Community Corrections? 本文作者翻译译.
http://members.aol.com/nu3psi96q/Jamaal/index1.html,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桃花坞一区14号
邮编:212003
电子信箱:SLJ405@sohu.com
宋晓锋
引言：保险代理人是我们熟悉的一群体，他们的工作热情、韧性令人敬佩，然而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关系及保险代理人自身待遇等问题很少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结合案例就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的法律关系及保险代理人自身合法权益的保障的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保险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所裨益。
1.案情
2008年6月1日，宫某受聘出任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储备营业处经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向宫某提供储备营业处经理财务辅助计划，财务辅助金自2008年6月1日至2010年5月31日，共24个月。在宫某入职前12个月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每月向宫某支付财务辅助金10000元，每月20日是上月酬佣的发放日。在财务辅助期内，宫某达到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的考核标准，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09年2月4日单方解除了与宫某的代理合同，并拒绝向宫某支付2009年1月的财务辅助金。宫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支付2009年1月份的财务辅助金10000元。
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辩称：宫某的违约行为导致了保险代理合同和财务辅助计划终止。2008年6月18日至2008年11月27日期间，宫某口头请事假次数超过14天以上，且未办理任何书面请假及审批手续，其行为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我方有权单方解除保险代理合同和财务辅助计划，且我方随时终止合同符合法律规定。同时根据双方签订的财务辅助协议，财务辅助金的发放以宫某达到考核标准且发佣日仍在职为条件，宫某不符合发放1月份财务辅助金的条件，我方于2009年2月4日正式通知宫某解除合同，宫某也于2009年2月9日没有出勤，因此，宫某于2月20日前已不在职，不符合发放辅助金的条件。
2．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及《储备营业处经理财务辅助计划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均应全面履行。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在于原告是否具备发放2009年1月的财务辅助金的条件，对此，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以原告达到考核标准，且发佣日仍在职作为发放条件。就原告是否达到考核标准的条件，因被告未明确告知原告书面请假支付向本院举证证明，且被告按时发放了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的财务辅助金，故被告认为违反公司请假制度未达到考核标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就原告在发放财务辅助金当日已不在职的条件，因被告单方解除了保险代理合同并函告原告，故原告在发佣日不在职的事实系因被告所致，被告不发放财务辅助金的行为，缺乏依据。原告诉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华夏人寿不服向一中院提起上诉，但在上诉过程中，又撤回上诉。
3．评析意见
3.1宫某与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委托代理关系？
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定期向宫某发放“辅助金”，宫某要按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规定出勤，遵守其有关规定，若违法规定还对宫某实行纪律处分等，这看似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与对宫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但根据双方签订的《顾问行销保险代理合同》、《储备营业处经理聘任函》可知，双方的关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保险人与保险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双方之间不会因任何因素构成劳动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保险代理人是根据保险人的委托，向保险人收取佣金，并在保险人授权的范围内代为办理保险业务的机构或者个人。”由此可以得出个人保险代理人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这个结论。
依据《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代理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双方当事人约定，应当由本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不得代理”。个人保险代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委托代理关系。
3.2关于华夏人寿支付给宫某的“财务辅助金”。
保险公司为了吸引、储备人才、发展客户，在储备经理入职前期筹备工作期间多以辅助金的形式给以支持，以便储备经理更好的学习和工作。根据华夏人寿与宫某签订的《财务辅助金计划协议书》可知，财务辅助金系华夏人寿公司为了辅助宫某完成营业处筹备工作，在宫某任储备营业处经理之日起24个月内向宫某支付的学习和工作的奖助金。
本案中，宫某自2008年6月1日受聘任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的储备营业处经理，双方约定，华夏人寿自2008年6月1日起至1010年5月31日止为宫某提供财务辅助，其中入司的前12个月，宫某的财务辅助金为每月10000元。
只要宫某在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认真履行储备经理人的职责并达到其考核标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就应当按照约定给宫某发放辅助金。
3.3.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宫某是否具备发放2009年1月的财务辅助金的条件。
双方签订的《顾问行销保险代理合同》、《财务辅助金计划协议书》系依双方自愿签订，当事人均应全面履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原告达到考核标准，且发佣日仍在职为发放辅助金的条件。
本案中，《考勤管理办法》系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制定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在宫某任储备处经理期间，双方从未就考勤管理事宜进行明确约定，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也从未就如何办理请假手续、未按手续请假如何处理等情况告知宫某。在庭审中，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已将有关考勤管理事宜告知、明示给宫某，宫某无从了解考勤管理办法，因此该管理办法对宫某没有约束力。从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提供的证据《管理职签到表》、《华夏人寿顾问行销合规调查函》可以看出，宫某在2008年6月18日至2008年11月27日期间的请假都得到了其上级管理人员的许可，并且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从未就考勤制度向宫辉明示过。自2008年6月1日至2009年2月8日，宫某一直任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储备处经理，并且达到其考核标准，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也按时支付了宫某自2008年6月1日至2008年 12月31日的辅助金。
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于2009年2月4日单方解除代理合同后，宫某不能按双方约定从事有关工作，在发佣日（每月20日发上月的辅助金）不在职，这都是由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造成的，而华夏人寿北京分公司却以宫某发佣日不再职为由，拒不支付宫某2009年1月份的财务辅助金，没有任何依据，更无道理，有悖公平。
3.4一点思考
保险代理人不是保险公司的员工，没有底薪，也没有必要的费用报销，保险公司不为保险代理人个人购买社会保险，不管你工作多长时间，一旦离开，就得不到一分钱补偿。今天的保险代理人享受不到任何的社会福利，连最基本的社保都与他们无缘。保险公司团队中也有很多的严格管理，实际上已经剥夺了他们法律意义上的代理人身份。他们享受不到保险公司员工的待遇，保险公司随时都可以单方面地解除代理合同。
保险代理人在从事保险代理业务时，除了要努力做好业绩的同时，也要注意保险公司的有关制度规定，避免自身风险，否则，若保险公司找理由解除代理合同后，自己以前的努力可能会化为乌有。在此，笔者也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及协会组织，要加强对保险代理人合法权益的保护，特别是要重视保险代理人的社会保障及解除代理合同时保险公司对保险代理人的补偿问题，不要使保险代理人成为游离于社会保障之外的边缘人。
宋晓锋，男，河北定州人，河北经贸大学管理学学士、辽宁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市丹宁师事务所律师。主要业务方向：房地产、公司法、刑事辩护、诉讼与仲裁，联系电话：13121692405。
从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的比较中来作性质定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那么，社区矫正是不是行刑方式呢？如果将这个概念作为我们观念上的指导，当然能得出社区矫正是行刑方式的结论。关键是，这样的概念是不是合乎社区矫正的本意？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社区矫正工作就可能走弯路。如果走了弯路，到时候就不得不对社区矫正进行“矫正”。
在讲清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某州的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
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1]
该概念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这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作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我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有“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司法部的这个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我们在对他们矫正时，所采用的只不过是适合于不同矫正对象的方法——即社会工作方法。
因而，在我还不能科学地给出社区矫正概念的时候，只能说，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只是一种有利于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一系列社会工作方法。之所以不用“项目”，而用“社会工作方法”，是因为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到。
[1] What is Community Corrections? 本文作者翻译译.
http://members.aol.com/nu3psi96q/Jamaal/index1.html,
作者: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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