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重点企业技术中心认定与评价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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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行政争议的调解机制

前言：基于“公权不能处分”的法理理念，在我国行政诉讼中，调解方式没有合法化，但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变相使用；在行政复议中，调解方式虽已经小范围的合法化，但这种“合法化”本身也似乎有越权、违法之嫌。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公权不能处分”这一命题也变得不那么确定；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之外，新的、专门的行政争议调解方式也正在悄然兴起。因此，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全面引入调解方式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行政立法对“调解”的态度
我国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 1990年国务院发布，1994年修正的《行政复议条例》第8条作出同样规定：“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1999年的《行政复议法》未对调解作任何规定；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联合下发的27号文件，则主要强调了调解精神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运用，提出要不断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要力争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程序中。2007年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五十条明确规定对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可以适用调解。2007年12月17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各级人民法院要通过认真执行撤诉规定，积极探索协调解决行政争议的新机制，提倡和鼓励双方当事人通过合意协商，在妥善解决争议的基础上通过撤诉的方式结案。撤诉规定的制定和施行，实际上为以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行政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以上的立法，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调解立法从最开始的明令禁止，到不予规定，再到提倡调解精神、小范围适用，态度变化可谓非常大非常快，这也说明了当局对调解在行政争议中适用的态度，但是基于我国学者的传统看法，调解在理论界遭遇了阻挡。
二、对“不适用调解”之法理基础的质疑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时，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置手中的权力，这就是所谓“公权不可处分”的表述，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代表国家行使政权的具体体现，行政权力是国家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无论是否与管理相对人发生争议，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处置手中的权力，只能按照国家的意志即依法行事。这就是禁止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适用调解的法理基础。
20世纪80年代, “行政权不可处分”这一论断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处于通说地位。受此学说的影响,1985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 这是行政诉讼禁止调解的最初的规范渊源。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更是明确规定,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根据该规定, 所有的行政讼调解行为都属于法律禁止的行为。随着行政审判实践的发展, 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这一规则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行政权是否可以处分”不能作为行政诉讼是否可以建立调解制度的充分理由。将行政权不可处分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基础, 其基本论证逻辑是, 由于行政权不可处分, 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在诉讼中没有可供妥协的空间, 而调解是试图在当事人双方相互妥协让步的前提下通过合意的方式解决争议。既然行政机关在诉讼过程中不存在妥协的空间, 也就不存在通过合意解决争议的可能性。因此, 行政诉讼中不适用调解。但司法实践中, 很多行政案件虽然被诉的是具体行政行为, 但争议的核心却往往是民事纠纷。解决纠纷往往并不一定需要行政机关在行政权的行使上作出让步。以拆迁类行政案件为例, 被诉的虽然可能是拆迁许可、拆迁裁决或强制拆迁决定, 但原告提起诉讼的真正目的, 往往是对拆迁补偿方式或补偿标准存在异议。而该核心争议实质上涉及到的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经济利益, 属于纯粹的民事性质的纠纷。实践中,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协商, 以合意的形式解决核心争议的情形十分普遍。一旦争议得到解决, 原告往往也就不再坚持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评价, 而通过撤诉的形式终止诉讼。此时的协商, 并不涉及到行政权的行使或处分。从当前的司法实践看, 建设类行政案件、资源类行政案件和劳动保障类行政案件中大部分都属于这种情形。而这几类案件的数量总和超过行政案件总数约50%。因此, 即使是从数量分布上看, 将行政权不可处分作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理论基础理由并不充分。

（二）行政权不可处分这一命题并不必然成立。
有错必纠的行政法原则使行政机关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改变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是监督执法的内部纠错机制，实际上也处分了“公权”，广泛存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选择空间；不确定法律概念留给行政机关一定的判断余地。从对法律适用上看, 行政机关在法律适用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处分空间。当然这些处分与民事权利的处分有着本质的差异, 这种处分只能是有限处分, 原则上必须在法定的框架范围内进行, 必须符合法定的目的, 合理作出。“以‘公权不可处分’理论排斥行政诉讼的调解，是误将行政机关对其职权的处分等同于放弃职守，将灵活执法与依法行政完全对立起来，是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片面、机械认识。”在调解诉讼过程中，调解诉讼机关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要在调解诉讼程序阶段和行政诉讼阶段，完全可以自主地处理其调解诉讼职权。因此，“公权不可处分”的内涵应是“公权不可任意处分”，调解主体在某些方面对调解行动的有限处分权，可以说是行政争议能引入调解制度的一个理论基础。
且现实中，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外放弃、变更公权利的行为大量存在，足以说明“公权不可处分”形如虚设。若在诉讼程序中设立调解制度，名正言顺地对其予以司法审查，这样不仅从根本上保证公权不受任意处分，而且可以对其进行司法监督更能保证其合法性。故以“公权不可处分”作为排除行政诉讼调解的理论基础并非坚不可摧。
综上所述，“公权不可处分”这一法理理念本身出现漏洞，将其作为行政争议不适用调解的基础更是苍白无力，笔者认为应将其含义界定为“公权不可随意处分”，不能将其作为阻止适用调解解决行政争议的理由。
三、在行政争议中引入调解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一）两办联合下发的27号文件对调解精神的鼓励
200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联合下发27号文件《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从坚持依法行政、加强和改进行政复议和行政审判工作、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加快完善行政立法等等方面，提出了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的各项措施和要求；提出要不断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运用调解手段化解行政争议，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要力争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初发阶段、化解在行政程序中。该文件的下发强调了调解精神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运用，此后全国开展了诸多探索。
（二）司法成本的降低——对刑讼中“辩诉交易”的借鉴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是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指在法官开庭审理之前，处于控诉一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认罪答辩（plea of Guilty）。
在辩诉交易中之所以辩诉双方愿意交易，其重要原因是在交易的条件之下，双方的机会成本是最小的。办案要讲究成本是必然的要求，尤其是在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采取各种措施来合理地运用这些资源提高效率减少所花费的成本。有些案件处理起来，三年五年，存在着侦查难、起诉难、辩护难、定案难等诸多问题。有时为了查清一个事实，为了严格依法办事，被告人、受害人，法院、检察院、侦查机关，都做了大量的无用功。被告人长年累月地被羁押着，受害人也不能及时地得到赔偿。任何一方都没有得到利益，浪费了大量的资源，成本较高。如此，从经济上分析对双方都是不利、不合算的。而若采用辩诉交易，由于被告人的主动认罪，通常情况下他会被判到社区服缓刑而不是被关押在监;对于控诉方由于不需要对案件调查取证，也就节省了大量的宝贵司法资源。这种对双方都是最有利的、机会成本最小的选择正是双方能够达成辩诉交易的原因。
在行政争议中同样面对诉讼成本问题，审判及判决的成本比较高，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耗费在法定程序中，并可能增加上诉、申诉、信访的比例，浪费国家司法资源。相对的，达成调解协议的诉讼成本比较低，利于实现诉讼经济原则。调解形式简便，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法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使争议不仅在法律上得以彻底解决，也能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
再者，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检察机关可以和犯罪分子达成交易，在行政争议中，行政机关为什么就不能和行政相对人达成调解协议呢？
（三）司法实践的需要
1、99年的《行政复议法》既没有规定“复议机关审理复议案件，不适用调解”的原则，也没有作出行政复议可以调解的条文规定。该法规定的结案方式除第25条申请人“撤回行政复议申请的，行政复议终止”外，必须按第28条规定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而没有调解结案方式。07年《行政复议实施条例》规定对因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或者行政补偿纠纷可以适用调解，但是适用范围过窄。实践过程中，虽然各地行政复议机关为化解行政争议，实现“案结事了”，尽最大努力去反复进行案外和解、协商、协调，但最终都是以申请人撤回复议申请而达到结案目的，这种实质上是调解，却不以调解方式结案，而以撤回复议申请结案的做法，也充分显现了制度建设的缺陷和现实的无奈。
2、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群众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行政案件数量较以往增多，案件难度提高。就当前行政诉讼的现状来看，要想更好地处理行政案件中双方主体的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必须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近几年来，法院行政案件撤诉结案率一直在不断增长，撤诉已经成为法院行政审判的主要结案方式。而在撤诉的这部分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就是因为法院在行政审判中运用了调解的做法，促使被告行政机关改变了违法或者不尽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原告主动撤诉，或者使原、被告双方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都做出让步，从而达到化解双方矛盾的结果。尽管从表面上看，法院在原、被告双方之间不过起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是原、被告自愿达成了庭外和解，但法院的这种“沟通”行为在实质上就属于调解，促使双方主体握手言和，达到了化解矛盾的效果。
再者，同是行政争议的解决方式，为什么部分行政复议案件可以适用调解，而行政诉讼就不可以适用呢？这对选择行政诉讼的相对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四、对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
（一）关于立法的完善
行政诉讼法正面临修改， 建议在立法中明确法院在不违反法律、 不违背公共利益和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可以对行政案件进行调解并明确调解的范围。我们不妨将《行政诉讼法》第50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得依当事人申请进行调解；其它可适用民事诉讼法。
（二）行政争议调处机构——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以27号文件作为依据，2007年11月全国首家行政争议调处机构在北京海淀区挂牌。这是北京首家政府设立的专门调处行政争议的工作机构。今后“民告官”在去法院之前，可以选择这条新的调解途径。
据了解，该中心由区政府和区法院共同研究确定，由区政府法制办在区法院旁的政府办公楼，设立行政争议调处工作接待室，在起诉人自愿的基础上对行政诉讼案件实施案前调解。由区法制办的工作人员负责接待来到中心寻求行政救济的市民。根据要求，中心的协调工作能当天解决的当天解决，最长不得超过3天，而且不收取任何费用。当事人如果对调处意见不同意，可以随时去法院提起诉讼。
“设立接待室只是试图在起诉人自愿的基础上，在法院立案前对行政争议进行免费调解。”北京市海淀区法制办主任王德道表示。从目前办理的争议案件情况看，调处案件基本覆盖了当前易发生行政争议的领域，如房屋拆迁、劳动权益保障、物业管理、治安管理、交通管理、城市综合管理等。“行政调解是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非常好的机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做了很好的探索。”国务院法制办研究中心主任李岳德到行政争议调处现场调研时这样说。海淀区建立专门的行政争议调处机构的开创性工作给我们行政法发展很大的启示。
可能有学者会否定地方政府建立专门调处行政争议机构的合法性，理由是我国的全国人大没有这方面制度的立法。但是笔者认为海淀区的行政争议调处中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且发挥有效的解决纠纷的功效。
我认为要充分重视调解在行政争议解决中的作用，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要积极建立与之匹配的机制去确保其作用的发挥。在立法上，修改行政诉讼法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只有明确规定一定范围的案件可以适用调解，才能发挥好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的作用的发挥；在实践中，海淀区的行政争议调处中心的建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我们去学习。
作者：北京市百瑞（济南）律师事务所
李安南律师
联系方式：13506405345

辽宁省营口市人民政府


营口市国有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暂行办法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市人民政府发布营政发[1995]52号）


第一条为加强国有企业（以下简称企业）财产监督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落实资产经营责任，提高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益，根据《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和《国有企业资产经营责任制暂行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资产经营责任制是指，通过政府授权企业主管部门与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定责任书的形式，对企业全部法人财产和国有净资产及经营性资本承担保值增值责任的一种资产管理方式。国有净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投资以及投资收益形成的或者依法认定取得的国家所有者权益，具体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经营性资本包括企业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扣除资产评估升值）、盈余公积金（扣除公益金）、未分配利润。

第三条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目的，是指在“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分工监督，企业经营”的原则指导下，使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经营机制，强化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切实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明确资产经营责任，提高资产运营效率，实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第四条企业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由市政府授权企业主管部门与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定资产经营责任书。资产经营责任书是考核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依据。

第五条资产经营责任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签约双方的名称及法人代表姓名；

（二）资产经营责任的期限；

（三）资产经营南任指标和辅助考核指标的确下及考核办法；

（四）资产经营责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五）资产经营者的报酬；

（六）资产经营者风险金缴纳的办法及金额，风险金返还或抵扣办法；

（七）对资产经营者的奖罚办法；

（八）建约责任；

（九）资产经营责任书的调整、变更和终止；

（十）其它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六条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必须进行严格考核，考核内容由考核指标和辅助考核指标构成。

第七条考核指标是指国有净资产和经营性资本保值增值指标，即企业在责任期内，考核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或经营性资本等于或大于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或经营性资本。其计算公式国：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期末国家所有者权益/&127;期初国家所有者权益）＊１００％；

经营性资本保值增值率＝（期末经营性资本金/&127;期初经营性资本金）＊１００％。

保值增值率等于１００％为保值，大于１００％为增值。第八条辅助考核指标是指与同行业对比的销售收入增长率或市场占有率增长率，经营性资本净利率或总资产净利率，成本费用利润率。其计算公式为：

销售收入增长率＝[（本年销售收入/上年销售收入）－１]＊１００％；

市场占有率增长率＝本年市场占率－上年市场占有率；

经营性资本净利率＝（税后净利润/&127;平均经营性资本额）＊１００％；

总资本净利率＝（税后净利润/&127;平均资产总额）＊１００％；

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127;成本费用总额）＊１００％。

第九条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可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的各项权益和法定的经营自主权。经财政、劳动经准，可以实行工资总额与资产增值挂钩的办法，或与资产增值、上缴利税复合挂钩的办法。

第十条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履行资产经营责任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二）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它资产所有者的权益；

（三）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以其全部法人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遵守职业道德，依法经营；

（六）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向有关部门报送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统计报表等资料，并接受监督。

第十一条资产经营者是企业的法定代表，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经营管理能力，要按照“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确定。原任厂长（经理）经考核适合经营本企业资产的，可以继续留任；原任厂长（经理）不愿经营或不适合经营的，依照干部管理权限和程序，用招聘或任命的办法产生资产经营者。

第十二条资产经营者对企业全部法人财产及其净资产的保值增值承担经营责任。资产经营者不得擅自转让产权或以任名目侵占企业财产。

第十三条资产经营者的责任期一般为３－５倍。

第十四条资产经营者签定资产经营责任书后，要一次性缴纳一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中小企业风险抵押金数额可按企业净资产的１－１０％分档抵押的办法确定；大型企业可适当降低比例；资不抵债的企业净资产为负值，抵押金的额度可按企业类型大小确定为１－５万元。

第十五条抵押金可以是现金或有价证券，也可以是资产经营者的私人实物财产。以私人实物财产抵押的，须办理法定抵押手续。风险抵押金交主管部门验收后以贷款形式入企业，责任期满或经营者不再经营后，经审计，按责任书规定由主管部门收回，并连同利息一起兑现、返还或抵押扣。

第十六条责任期满或经营者不再经营时的审计，由同级审计机关会同责任书签约机关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对审计结论不服者应向上一级审计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七条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的企业，资产经营者收入实行年薪制，其收入与职工收入脱钩，不列入企业工资总额，单独列支，单独管理。年薪由基薪和风险收入两部分构成。

第十八条基薪根据企业净资产规模、经营者责任及本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由经委、财政局、劳动局和企业主管部门联合确定。小型企业为本厂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３倍，中型企业为４倍，大型企业为５倍，视企业净资产和经营情况可适当浮动。

第十九条企业经营性资本和净资产达到保值，经营者可取得基薪收入。未实现保值的，按降低率的５倍扣减经营者的基薪，最低扣至企业的平均工资的５０％或最低工资标准。原来亏损的企业年实现减亏２０－３０％，净资产减少额不大于亏损额的也可取得基薪。年减亏３０％以上，净资产减少额不大于亏损额的，基薪收入可适当提高。

第二十条基薪收入经考核每年末一次性兑现，月份可按职工平均工资的２倍借支。

第二十一条风险收入与企业经营性资本增值挂钩，实行年度经营性资本增值净额奖励或减值赔补的办法。企业经营性资本实现增值，资产经营嗜 可取得风险收入。年度经营性资本增值率在１０％以内的，风险收入按年度经营资本增值额的１－１０％幅度掌握，超过１０％部分，按１０－１５％掌握，原则上可与风险抵押金占净资产的比重相结合。年度风险收入最高金额不得超过上缴风险抵押金的２倍。

第二十二条风险收入可转入风险抵押金，并按企业净资产税后／后利润支付利息。经营任期届满，经审计，可将全部资产经营风险收及风险抵押金结清，扣缴个人所得税后兑现。

第二十三条年度净资产增值额和经营性资本增值额的计算方法为：

年度净资产增值额＝年末所有者权益－年初所有者权益－当年外部注入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积金－当年资产评估增值（扣除评估费用）－当年按国家规定进行清产核资增加的所有者权益＋（当年本企业实际折旧额－本企业按财政部门规定应提的最低折旧额）－（年亏损额－前二年资产报酬率的加权平均值＊当年平均资产总额）。

年度经营性资本增值额＝（年末所有者权益－年末公益金）－（年初所有者权益－年初公益金）－当年外部注入的实收资本、资本公积金和盈余公益金－当年资产评估增值（扣除评估费用）－当年按国家规定时行清产核资增加的所有者权益＋（当年本企业实际折旧额－本企业按财政部门规定应提的最低折旧额）－（年亏损额－前二年资产报酬率的加权平均值＊当年平均资产总额）。

对盈利企业，公式中亏损额修正项不计算。

第二十四条企业净资产减值，除扣缴经营者的基薪收入外，还要由资产经营者按比例从风险抵押金和以前年度获取的风险收入中赔补。赔补比例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计算。赔补额以风险收入风险抵押金全额补为限。

对由于受贿造成的损失，由期个人全部赔补。原为亏损的企业年实现减亏２０％以上，净资产减少额不大于亏损额的，可不赔补。

第二十五条企业实现经营性资本和净资产值增值，未完成辅助考核指标的；每一项扣减风险收入的５％。

第二十六条企业年度经营结果和增值额的计算，应由主管部门和财政机关委托的中介机构或有国家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进行审计。经营者基 风险收入的兑夙及抵押金是否抵赔，由主管部门依据审计结果审批。

第二十七条资产经营者除年薪收入外，不得在企业和代表企业进行的交往中，有任何其它收入。

第二十八条资产经营者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主管部门可终止经营责任书：

（一）抵押金全额补完的；

（二）原为盈利企业，现连续两年发生亏损的；

（三）净资产额连续两年下降的；

（四）净资产额当年下降１５％以上的；

（五）原亏损企业现连续二年未减亏２０％以上、净资产减少额等于或大于亏损额的；

（六）经营者违法违纪以及取得非法收入或资产经营责任书规定之外未申明收入的；

（七）企业转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

第二十九条终止经营责任书时必须进行审计，并按审计结果兑现奖赔。

第三十条企业和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企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造成后果的，对厂长（经理）和直责任人给予经济处罚，免除（解聘）其职务，或给予降职撤职的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资产经营责任书规定的；

（二）在经营责任期内，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和决策失误或其它主观原因，使国有资产遭受损失的；

（三）违反《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以各种名目侵占企业财产的；

（四）擅自转让企业产权的；

（五）低价出售、转让或私分国有资产的；

（六）未按规定进行清产核资、产权登记、资产评估以及不如实填报报表，隐瞒真实情况的；

（七）企业在上报保值增值指标完成情况时，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第三十一条企业主管部门对与其签约的企业履行下列职责：

（一）履行资产经营责任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

（二）监督责任期内企业的工资水平；

（三）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的经营成绩进行监督、评价、考核；

（四）为企业提供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等方面的信息服务；

（五）指导、帮助企业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有关事项。

第三十二条企业主管部门在履行职责时，不得侵犯企业法人财产权和企业经营权。

第三十三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企业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企业收取费用。

第三十四条企业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政府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由上级机关或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资产经营责任书规定的；

（二）未按照《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履行监督职责，对企业财产流失情况不掌握、不反映、不采取相应措施的；

（三）超越权限干预企业经营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四）滥用职权，谋取私利，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

第三十五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考核值由企业主管部门商同级经委和有关部门核定。考标考核值的确定应以企业近期经营状况或发预测为依据，参照行业平均水平或先进水平。同时，企业要编制责任期或年度财务管理方案，报主管财政机关审批。

第三十六条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和辅助考核指标，均以会计年度作为考核期。

第三十七条责任期内每个会计年度结束，企业应向其主管部门和经委、财政、国资、劳动等部门提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状况的分析报告。

第三十八条分析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会计年度考核期扣除不可比的影响因素后，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指标的完成情况及因素分析；

（二）不可比的影响因素的调整情况；

（三）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和问题；

（四）进一步做好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工作的措施，意见。

第三十九条不可比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因国家和省、市对企业的各种投资增加的资本金；（二）因国家专项拨款，各项建设基金增加的公积金；

（三）由于国家和省市对企业实行先征税后返还办法增加的资本金或公积金；

（四）企业按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重估增加或减少的净资产；

（五）按国家规定进行清产核资增加或减少的所有者权益；

（六）企业接受捐赠增加的企业资本公积金；

（七）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其它增加或减少所有者权益的因素；

（八）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

第四十条由于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全国同行业生产经营下滑，连带本企业亏损，未实现净资产保值，但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上升和单位产品的实物消耗、质量等可比指标均稳定或好于上期的，经营者基薪收入的扣减率可从低考虑，按净资产降低率的１－２倍掌握。

第四十一条受市场拉动，企业高速增长，净资产大幅度增长，但市场占有率并未提高，经营者的风险收入可比应得额适当降低。

产品不能统计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可按销售收入增减率是否达到省内同行业平均水平（省内无可比性，可按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考核。

物价指数和利率变化因素的影响不予扣除。

第四十二条资产经营企业的年度会计决算报告，经财政、审计等有关部门审查验证指标完成情况和经委、企业主管部门审查约定的其它条款执行情况后，可由企业主管部门决定并兑现对企业经营者的具体奖赔。

第四十三条资产经营者离任（包括不再经营、被罢免、停止经营），为其资产经营结论结果签字的人员，须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十四条中介机构在审计时，要签订经营审计责任承诺书。对审计结论与实际的差额承担无限连带赔偿经济责任，其签字的人员要承担赔偿额的５％；对违犯审计规定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一年中三次出现审计误差超过被审计企业资产总额的１％，吊销其营业执照；签字个人一年中出现三次上述情况，吊销其会计师或审计师资格，并在以后不得从事财务方面工作。

第四十五条企业资产经营者违法违纪造成的损失，由其个人对损失总额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对资产经营者集体（企业领导班子或公司董事会、经理会）决定的上述行为，由签字者共同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本办法由市经委会同企业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国有资产管理、劳动部门实施。

第四十七条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八条本办法由市经委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