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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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平凉市人民政府


平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的通知


平政发[2012]122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平凉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中 、省驻平各单位 ：

　　《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9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平凉市殡葬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殡葬管理和服务，推进殡葬改革，建立殡葬救助保障制度，树立殡葬文明新风，根据《甘肃省殡葬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殡葬活动及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殡葬管理应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土地、保护环境的原则，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殡仪馆、殡仪服务中心、骨灰堂、公墓等殡葬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列入城乡建设规划和基本建设计划。建立完善殡葬救助保障制度和殡葬管理执法队伍，将殡葬管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

　　发改、国土、住建、卫生、公安、交通运输、环保、宗教、工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殡葬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城市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人员，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重点优抚对象及其他特困人员提供基本殡葬免费服务。免去部分费用由本级财政负担。

　　第七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人口、交通、土地、设施配置和群众接受程度等因素，提出本辖区内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划分意见。市人民政府根据县（区）人民政府的意见，提出划定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的方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每5年调整一次。

　　第八条 有关部门、单位和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殡葬改革、移风易俗的宣传工作，倡导文明、环保、节俭办丧事的新风尚。

　　第二章 火葬与土葬改革区的划分

　　第九条 全市设三个火葬区，即：平凉火葬区、华亭火葬区和静宁火葬区。

　　（一）平凉火葬区

　　平凉火葬区范围包括崆峒、泾川两个县（区）的3个街道办事处、2个乡（镇）的16个社区、8个行政村。

　　其中：崆峒区火葬区范围包括东关、中街、西郊3个街道办事处的解放中路、解放北路、宝塔、兴合庄、东大街、新民路、万安门、南河道、广成、广场、西门口、二天门、三天门13个社区（包括中央、省驻平各单位，市、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柳湖乡的泾滩、保丰、柳湖、天门行政4个村。

　　泾川县火葬区范围包括城关镇的3个社区和4个行政村，即：东街、北街、南街3个社区，甘家沟、土窝子、杨柳、水泉寺4个行政村。

　　（二）华亭火葬区

　　华亭火葬区范围包括华亭、灵台、崇信3县6镇的23个社区、7个行政村。

　　其中：华亭县火葬区范围包括安口镇、东华镇、西华镇的15个社区、2个行政村。即：东华镇的东大街、西大街、北大街、南新街、东关、梅苑、华亭煤矿、华煤机关8个社区，安口镇的瓷市街、正街、东大街3个社区；东华镇的东峡、东华、西关3个社区，西华镇的上亭社区和龚阳、刘磨2个行政村。

　　灵台县火葬区范围包括中台镇的4个社区和2个行政村。即：东大街、西大街、城东、城南4个社区和城关、南店子2个行政村。

　　崇信县火葬区范围包括锦屏镇、新窑镇的4个社区和3个行政村。即：锦屏镇的东街、西街、滨河路3个社区和新窑矿区工业开发管理委员会，锦屏镇的东街、西街、梁坡3个行政村。

　　（三）静宁火葬区

　　静宁火葬区范围包括静宁、庄浪2县2镇的8个社区和10个行政村。

　　其中： 静宁县火葬区范围包括城关镇的5个社区和4个村，即：北环路、庙川、阿阳路、人民巷、东城区5个社区和西关、新城、东关、南关4个村。

　　庄浪县火葬区范围包括水洛镇的3个社区，即：东街、西街、北城3个社区，东关、西关、王庄、李庄、贺庄、何马6个行政村。

　　第十条 除以上规定的外，崆峒区、泾川、华亭、灵台、崇信、静宁、庄浪七县（区）其余乡镇（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第三章 丧葬管理

　　第十一条 公民在实行火葬的地区死亡后，应当就近实行火葬。在土葬改革区内，死者生前遗嘱或者死者家属要求火化的，他人不得干涉。

　　尊重少数民族丧葬习俗。

　　第十二条 正常死亡的遗体火化，应当向殡仪馆提供医疗机构、公安机关、街道办事处或者村民委员会出具的死亡证明。殡仪馆依据死亡证明进行火化，出具火化证明，建立遗体火化档案。

　　非正常死亡和无名、无主的遗体火化，应当依据县（区）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办理。

　　第十三条 死亡者的遗体应当及时火化，需要延期火化的，遗体存放殡仪馆的保存费用由申请延期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四条 推行和鼓励运用树葬、草坪葬、花葬、壁葬、骨灰存放、撒骨灰等绿色节地的方式处理骨灰。

　　申请骨灰寄存或者葬入公墓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无名无主遗体火化后，2年内无人认领的骨灰，由殡仪馆作深埋处理。

　　第十五条 土葬改革区内已建有公墓区、集中安葬区的，应当将遗体安葬在公墓区、集中安葬区。

　　第十六条 患传染病死亡人员的遗体，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有关规定处理。

　　国（境）外人员在本市死亡的，其遗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重大自然灾害遇难人员遗体依照国家及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公墓区管理

　　第十七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殡葬服务的需求，在中心城市区和县城区积极推行火葬，提高火化率，逐步改造或新建火葬基础设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兴建经营性公墓。

　　第十八条 公墓建设应当选用荒山荒坡、非耕地或者不适宜耕种的贫瘠地和滩地建造。

　　在下列区域内禁止建造公墓：

　　（一）耕地、林地；

　　（二）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湖泊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五）通讯光缆、天然气和输油输水设施两侧；

　　（六）其他法律法规禁止建造公墓的区域。

　　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

　　第十九条 公墓内埋葬骨灰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15平方米；公墓内埋葬遗体的，单穴墓占地面积不得超过6平方米，双穴墓不得超过8平方米。

　　公墓绿化面积不得少于墓地面积的30%。

　　第二十条 建设经营性公墓由建墓单位向县（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民政部门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意见，并经同级人民政府及市民政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民政部门批准。

　　申请建设经营性公墓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土地使用证或者林地转换使用批件；

　　（四）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五）公墓四址范围图、公墓平面设计图；

　　（六）其他有关材料。

　　经营性公墓的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提取不低于墓穴销售总额百分之十的资金，作为公墓维护管理费用，单立账户，专款专用。

　　第五章 集中安葬区管理

　　第二十一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积极推进殡葬改革，在乡镇农村土葬改革区内逐步建立集中安葬区，根除乱埋乱葬现象。

　　第二十二条 集中安葬区是为居住分散的行政村、自然村村民死亡提供骨灰或者遗体安葬的公用性墓地。

　　建立集中安葬区，应当由村民委员会与村民代表充分协商、共同选址，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县级民政部门批准。

　　第二十三条 集中安葬区面积应当根据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人口数量、居住情况合理划定。

　　村民死亡后，应当进入公墓区、集中安葬区安葬。不愿意进入公墓区、集中安葬区安葬，可采取平地深埋不留坟头的葬法。

　　公益性墓地和集中安葬区不得从事经营性活动和提供他人进行牟利；公墓墓地、穴位和骨灰存放格位不得转让、传销和炒买炒卖，不得违规预售。

　　禁止在承包耕地埋葬遗体，禁止恢复宗族墓地，禁止新建家族墓地。

　　第六章 殡仪服务管理

　　第二十四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制定新建、改建、扩建殡仪服务设施的规划。

　　第二十五条 建设殡仪馆、火葬场，由县级人民政府或者市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提出方案，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建设殡仪服务站、骨灰堂，由县级人民政府和市民政局审批。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建设殡葬设施。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应设立专门的殡葬管理执法机构，隶属于民政部门，主要负责本辖区内的殡葬执法及丧葬管理。

　　第二十七条 殡仪馆建设选址，应当在城区下风向，火化设施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并与居民聚居区保持合理距离；其他殡仪服务设施建设选址以方便群众祭奠活动为宜，服务设施和功能应当齐全。

　　第二十八条 殡仪馆的火化设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禁止选用耗能高、污染大的火化设备。

　　遗体运输车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应的卫生条件。

　　第二十九条 殡仪馆应当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妥善保管火化遗体，不得错化遗体或者丢失遗体及骨灰。

　　第三十条 运输、冷藏、火化遗体和骨灰寄存等基本殡葬服务项目收费按照财政、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执行。其他殡葬服务项目应当明码标价，由丧属自愿选择。

　　第三十一条 经营性殡仪服务机构应当经县（区）民政部门审查同意后，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登记，方可开展殡仪服务活动。

　　第三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医疗机构设立祭奠场所。

　　第三十三条 殡葬行业特有工种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职业技能鉴定，并达到相应的技术技能。

　　第七章 丧事活动和丧葬用品管理

　　第三十四条 办理丧事活动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影响公共卫生，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严格控制使用明火，禁止在城区街道抛撒冥币等不文明行为。禁止焚烧、摆放不易降解、污染环境的祭祀用品。

　　第三十五条 单位和个人生产、销售丧葬用品，应当依法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申领营业执照。

　　禁止生产、销售不文明、不健康、不环保的丧葬用品。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三十七条 拒绝、阻碍、侮辱、殴打殡葬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由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殡葬管理和殡仪服务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要收受财物、刁难丧事承办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原《平凉市殡葬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过时的证据种类——当事人陈述

曹柯

当事人陈述能否成为证据种类以及作为证据对于裁判的影响力，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息息相关。随着历史时期的变革，司法制度和诉讼模式的不断变化，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价值也不断改变。到了今天，伴随着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建立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将当事人陈述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已经与司法改革的方向相悖，并且也给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各项改革措施带来了很多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从历史发展以及现实状况出发，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合理性重新进行审视。
一、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现在，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已成定局，在很多方面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证据制度也由强调追求客观真实向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取向转变，特别是证据规则的创建也已提上了立法日程。在这种背景下，对当事人陈述这种传统的证据种类还局限于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前的理论基础，完全忽视了当事人陈述因其自身的特征使得将其作为证据种类与现代审判方式格格不入的状况。在审判实践中，因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矛盾以及导致的不当操作更是层出不穷，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判人员乐于以询问当事人的方式展开法庭调查，影响了人民法院的裁判形象。
在审判实践中，由于当事人陈述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就习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即以形成一个有发生、发展和结束全过程的完整的案件事实为目标，由审判人员围绕调查目标来询问当事人，当事人是作为接受询问的客体和事实真相的提供者。除让当事人回答询问外，由于法律的规定，审判人员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相应的证据（这时所称的“证据”都是指除当事人陈述以外的其他证据种类）。但是，由于其他证据种类不能象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所作的陈述那样完整并且有针对性，而且其他证据种类一般也需要当事人加以说明，不如当事人陈述明确，所以在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都乐于以询问当事人来展开法庭调查，以当事人提供其他证据作为一个法定手续和补充。这样的方式使法庭调查跟随审判人员预先的思路进行，审判人员能够完全控制调查的进度和方向。
然而，这样的法庭调查是以牺牲人民法院裁判形象为代价的。当事人抱怨审判人员在询问时没有给双方当事人同样陈述的机会和相同的询问态度；陈述的内容，甚至陈述的时间都由审判人员决定，当事人不能控制；对当事人陈述的效力，也是通过审判人员自由裁量来决定，并且经常发生审判人员仅根据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就转移举证责任给对方的情况。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会使当事人感到审判人员已经先入为主，没有站在居中的立场来调查案情，并且其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只被当作了受调查的对象，其诉讼权利在法庭调查阶段无从体现。
（二）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无法正确认定证据。
根据现行的证据制度，当事人陈述是一种证据种类，而当事人的主张则是证明对象，二者在概念上是容易区分的。但是，当当事人接受审判人员询问或自己进行陈述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在形式上往往是混同出现的。由于在形式上不能区分，在内容上不易区分，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时一般都没有对当事人陈述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进行质证、认证，但在判决书中，这种未经质证、认证的当事人陈述却会被列为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而对于当事人基于传闻等违反证据排除性规则的陈述，也因其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出现，审判人员也不会因其不具备证据资格而禁止其陈述。这样的当事人陈述使证据的排除性规则形同虚设，会给审判人员造成不正当的引导和印象。
另外，根据诉讼代理制度，诉讼代理人可以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这当然就包括了代理当事人提出对事实的主张。另一方面，诉讼代理人因其并非当事人本人，没有亲自经历案件事实的过程，所以不能代理当事人陈述案件的事实。但由于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混同，使得审判人员经常向诉讼代理人询问案件事实。这时诉讼代理人也只能作出不确定的陈述或直接表示其不知情，从而造成调查中的尴尬。而有的审判人员在代理人陈述不知道的时候，认为是当事人故意隐瞒案情，甚至以将认定其放弃反驳的权利进行威胁，逼迫当事人的代理人给出一个在形式上是明确的但实质上代理人并没有把握的答案。这样的操作使代理人很难正确行使其代理权利，而且实际上也是强制性规定了当事人必须出庭作证。
（三） 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导致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情况大量出现。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伪证罪的主体一般指刑事诉讼中的证人等诉讼参与人，而不包括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而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是作为妨碍民事诉讼采取强制措施进行制裁。由于采用强制措施的手续烦琐，审判人员无权当庭作出，使得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抱有侥幸心理，有的甚至敢公然作虚假陈述，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二、问题产生的原因
为什么一种法定的证据种类与目前的诉讼模式以及审判方式之间会有如此多的冲突，会导致如此多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遗留的产物，是建立在当时诉讼制度乃至法律理论的基础上的。由于制度环境和理论根基发生了变化，在传统诉讼模式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的意义也越来越弱，最终导致了其不能在现代的诉讼制度中存续下去。下面就从历史的变革以及现代诉讼模式带来的变化进一步加以阐述。
（一）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历史沿革。
在中国法制史上，当事人陈述一度是司法审判中传统的证据种类，在我国事实裁判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夏商周时代，在奴隶制国家的法律中都或多或少的包含了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进行裁判的内容。在《周礼 . 秋官 . 小司寇》中就记载了“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强调了裁判者通过当事人回答询问时的外部表情和神态来推断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理，审查当事人供词中的矛盾，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形成内心确信并作为裁判的根据。该制度被看作是我国古代司法经验的总结，充分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社会控告式诉讼模式的特征。进入封建时期后，我国司法制度中纠问式诉讼模式的特征十分明显。这种诉讼模式下，在继承“以五声听狱诉，求民情”制度的基础上创立了“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的原则，即定罪必须取得被告人认罪的供词。 认为囚犯在受审时亲口供述的犯罪事实都是真实可信的，必须罪从供定，使得被告成为了追究责任的客体、一个被拷问的对象和供词的提供者。这时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集中表现为被告的供述。裁判官吏的询问是审判程序的主线，通过刑讯制度、反坐制度和伪证制度等来确保裁判者的询问得到真实的案情。这种审判方法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从鸦片战争之后到解放前虽然引进了不少西方先进的证据制度形式，但实践的做法却与立法相去甚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证据制度才抛弃了传统的做法，借鉴了前苏联的相关立法，严禁刑讯逼供，不轻信口供，规定了当事人不陈述的不影响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等符合近代社会发展的证据制度，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恢复了被告与原告之间平衡的诉讼关系，体现了司法制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当事人陈述此时仍被列为主要的民事证据种类之一，其出发点是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寄期望于亲身经历了有关情况的当事人由于希望得到公正判决而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的进行陈述，协助法院迅速查清案情。 在这段历史时期，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征在这种证据制度下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在向现代诉讼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
1、当事人诉讼地位的转化。
在传统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只有提供案件事实真相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诉讼地位，但在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当事人也只是配角，整个审判过程还是由审判人员主宰。在这种审判模式下，当事人陈述主要是作为裁判者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甚至是进行裁判的主要依据。
在进入现代审判模式的今天，辩论主义的审判模式下的当事人享有充分的诉讼权利，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处理意见和对事实的主张逐渐占据了审判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调查过程中，法官相应的退居到次要、消极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便会出现在程序上或实体操作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导致了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就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
2、证据的概念新的发展。
对于证据的内涵，传统的事实说或根据说都不能适应现代民事诉讼的发展，追求“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逐渐被追求“法律真实”的价值目标所代替。在这种背景下，证据就是法院认定案件真实的方法。 作为方法，证据种类就不再局限于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而是一种案件事实来源的渠道。同一类证据因来源于同一渠道，在同一标准下就只能归属于某一特定的项类，与其他项类之间不得交叉或包含。同时，作为一项特定的证据项类在概括功能上也就必须穷尽所有的证据形式。
传统的证据制度由于将证据种类定义为诉讼中可以作为调查对象的有形物， 因而把当事人陈述与另一种证据种类证人证言按照调查对象有形物的不同区分为了两种证据种类并作了不同的要求。从现代证据制度对证据种类的新定义来看，作为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都是通过知情人的陈述来证明案情的方法，应属于同一项类。传统证据制度所作的区分既是一种立法上的浪费，也不符合证据分类的要求，并且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当事人以及证人如实的作证。
3、当事人自认的独立价值。
在传统的证据理论中，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认为当事人对不利于自己的陈述或对承认对方主张的陈述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当事人陈述中的自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代的证据制度理论已经倾向于将当事人的自认作为一种排除争议点的方法或一种免除对方举证责任的方法，而非证据本身。 当事人的自认已经从当事人陈述的外延中脱离了出来，使得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理由显得更加乏力。
从历史的变革和现代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事人陈述的证据价值在奴隶制的控告式诉讼模式下诞生，在封建制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中达到鼎盛，在新中国初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得到重新构建。而到了现代的诉讼模式中，证据概念的变化使当事人陈述的证据形式混同于证人证言；当事人地位的变化使其举示方式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难以区分，而且可能重现裁判者强迫当事人招供的情形；自认从当事人陈述中的脱离也使当事人陈述失去了作为证据种类的主要意义；而针对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传统理由来看，当事人因直接牵涉案件的处理结果，其陈述虚假的可能性更大，况且记忆力和判断力对其陈述准确性的影响也不亚于其他知情者；最后从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当事人陈述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来看，对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的独立价值实际上也是抱了最大限度进行限制的态度。这一切最终都说明随着现代诉讼模式的建立和审判方式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当事人陈述已经不适应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趋势，并且必将丧失其作为独立证据种类的价值。
三、现有制度下的弥补办法
由于在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下要将当事人陈述从证据种类中剔除出去显然于法无据，为了尽量弥补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应强调审判人员在审判过程中竭力维护人民法院居中裁判形象的责任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又要利用司法裁判权在合法的前提下设置一些可以解决矛盾的诉讼程序，并且对当事人在审判中的不当行为要坚决予以制裁。针对前面列举的因把当事人陈述纳为证据种类所导致的问题，下面简单罗列了一些弥补的方法。
（一）加快转化审判观念。
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有着制度上的缺陷，但因其所产生的问题也不乏审判观念陈旧，公正裁判意识薄弱的原因。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无论从指导原则到具体规定，都有很好的基础，审判观念的改变也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具体要求。但在某些法院，传统的审判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和要求中凡是加大工作量或影响既得利益的方面往往得不到落实。审判人员通过询问当事人来展开调查的方式就显然与新的审判方式背道而驰，审判人员抱着这种老旧的审判观念不放与这些法院过于强调审判效率而忽视审判公正不无关系。其实，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大削弱了当事人陈述的证明力，就是要敦促审判人员把调查的重点集中到其他证据种类上去；而正在进行的裁判文书改革着重强调对证据的分析和认定，也是要扭转落后的调查方式。所以，改变法庭调查的陈旧方式在制度上已有了充分的依据，关键就在于如何尽快转化审判观念，促使审判人员切实的把审判公正放在第一位。笔者认为，通过二审法院进行监督是一种最有效的方式。对于违反程序公正或蔑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二审法院应当发回重审，相成之上而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二）灵活设置审判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为了有效的审理案件，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不少法院都在试点一些新的审判程序，一些成功的经验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了认可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解决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对事实的主张相混同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规定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当事人除了陈述起诉状的内容以外不得陈述对任何事实的主张，更不能发表对法律适用或案件处理的意见，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都应作为证据在证据交换程序中向法庭提出；而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陈述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体现，对于当事人要将所陈述的事实作为证据的，应由该当事人说明其没有按照限期举证的要求在庭前证据交换程序中进行陈述的原因，并由其承担相应的后果。当然，这种操作现在缺乏证据失效制度的强制性规定作为后盾，但对于没有合法原因不按期举证的可以作为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加以制裁。
（三）坚决执行制裁措施。
法院的权威除了公正的裁判形象以外，还体现在对无视法院和法律庄严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审判人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的神圣职责就在于通过合法真实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提供虚假证据、作伪证都是对审判人员、人民法院乃至我国法律的亵渎和挑衅。尽管现行法律对审判人员制裁伪证行为有很多束缚，但我国的法律也是决不允许当事人欺骗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虚假陈述的行为，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内部应把强制制裁的实权下放到合议庭，把院长审批淡化到一种手续的地位，这样才能真正维护人民法院的形象，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
四、对制度重构的展望
上面提到现行制度下的弥补方法毕竟只是权宜之计，真正要解决把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所带来的问题还是要对证据种类进行重新划分。当事人陈述不适宜再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可以将其纳入证人证言的范畴（根据现行法律对证人的定义，并没有将当事人排除在外），适用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当然，由于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也有着不同于证人的诉讼地位，还应为当事人出庭作证设立一些有别于证人作证的程序，如当事人不必在庭审期间回避，但未经法庭允许其所作陈述不得作为证据，当事人也可以传唤对方当事人作为证人向法庭陈述案件事实等。总之，通过重新构建当事人陈述制度，将当事人的证人身份与其作为诉讼主体的身份区别开，既促使当事人如实陈述案件事实，又不妨碍当事人积极行使其诉讼权利，最终满足现代民事诉讼模式的需要。

（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