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山东省济南市人大常委会
济南市水土保持管理办法
(1994年8月19日济南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4年10月13日山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2002年8月22日济南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
2002年9月28日山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0年10月27日济南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并经2010年11月25日山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济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济南市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等二十三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防治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保持泉城特色,促进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办法》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及其他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必须贯彻预防为主、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因地制宜、加强管理、注重效益的方针。坚持谁开发建设谁保护,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水土保持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安排专项资金并组织实施,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水土保持工作。
第五条 市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本市的水土保持工作。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计划、规划、农业、林业、环保、城管、国土资源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水土保持管理工作。
乡(镇)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的义务,有权对破坏水土资源、造成水土流失的行为进行举报。
第七条 下列区域为本市的重点防治区:
(一)南部山区、丘陵区和浪溪河、玉带河的中上游;
(二)沿黄风沙区;
(三)风景名胜区。
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前款规定的重点防治区,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具体划定本辖区内的水土保持重点预防保护区、重点监督区和重点治理区,制定具体防治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告。
第八条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的来源:
(一)农田水利经费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
(二)水资源费的百分之五;
(三)依法收缴的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水土流失防治费;
(四)其他可用于水土保持的资金。
水土保持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及动态监测,水土资源调查评价,水土保持规划、管理、宣传教育、新技术推广、专业人员培训等,专款专用,并接受同级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九条 在山区、丘陵区治理水土流失,应当以天然沟壑及其两侧山坡地形成的小流域为单元,实行山水田林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通过封山育林、植树造林、兴修水利、修建梯田等措施,建立水土流失综合防护体系。
第十条 在沿黄风沙区治理风沙危害,应当坚持沟、渠、路、林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开发水源、营造林网林带、平整土地、放淤压沙等措施,建立农田防风固沙防护体系。
第十一条 开发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的,应当制定水土流失治理方案,明确治理范围、治理标准、治理期限,不得造成水土流失。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活动:
(一)毁坏非建设用地范围内梯田地堰;
(二)在水库最高蓄水位以上面向库区的斜坡面上开荒、挖沙、取土、采石;
(三)在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域内放牧;
(四)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山区、丘陵区、沿黄风沙地区的水土保持林、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只准进行补植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
第十四条 在地下水资源主要补给区及其保护范围内的强渗透带,严禁从事与水土保持无关的开发建设活动、倾倒填埋垃圾、排放污水及其他可能影响补给地下水资源的行为。强渗透带的范围,由市人民政府划定,并予以公告、设立标志。
在地下水资源主要补给区及其保护范围内的南部山区,应当限制开发建设。经批准开发建设的,其用地中硬化面积不得超过总建设用地面积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五条 开发建设项目应当尽量减少地表硬化,广场、露天停车场、庭院、人行道、隔离带等应采取有利于雨洪入渗的措施。
第十六条 在山区、丘陵区、沿黄风沙区修建铁路、公路、水工程,开办矿山、电力、建材企业和其他大中型工业企业,从事房地产、旅游景点、单位迁(扩)建、各类开发区和其他大中型工程项目开发建设的,在其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必须有经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未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计划主管部门不得立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征地手续。开办小型矿山企业、申请采矿的,必须填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申请办理有关采矿批准手续。
从事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有可能破坏地形、地貌、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的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活动,应当制定水土保持措施,报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本条第一款所列在建或已建成投入使用继续造成水土流失的开发建设项目,项目单位或个人必须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补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并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
第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实行分级审批制度。需市批准立项的,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需县(市、区)批准立项的,由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接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之日起,分别在三十日、十日内办结审批手续,并将审批结果书面答复项目单位或个人。情况特殊的,审批期限可适当延长,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审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十日。逾期未审批或者未予答复的,项目单位或个人可视其编报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已被确认。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经审查不合格的,应当书面说明不批准的理由,责成项目单位或个人按要求修改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并按本办法规定重新审批。
第十八条 开发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工程竣工验收时,必须有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不合格的,开发建设项目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九条 单位或个人在开发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的,应当负责治理。因技术等原因无力自行治理的,应当按照省有关规定缴纳水土流失防治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第二十条 单位或个人因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生产建设和其他活动破坏地形、地貌、植被等水土保持设施,使原有水土保持功能降低或者丧失的,应当按照省有关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第二十一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辖区的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报告情况,不得拒绝检查。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在开发利用荒山、荒沟、荒丘、荒滩中造成水土流失不进行治理的,由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治理,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罚款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造成水土流失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并按造成水土流失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二元以上五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影响补给地下水资源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恢复原貌,并按造成危害的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二百元的罚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达到规定标准,并按超硬化面积每平方米处以一百元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未按要求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或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补报。逾期不补报的,应当按规定向水行政主管部门缴纳水土流失防治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设施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对在开发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既不进行治理又不缴纳水土流失防治费的,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请同级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治理。
第二十八条 拒绝、阻碍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水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决定、收缴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和水土流失防治费及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
不作为道德义务论
——以“见危不救”为视角
南京大学法学院 陈克军
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来源，是刑法学界乃至法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目前尚无把握，但不作为义务扩大趋势已甚明显。在刑法中规定“见危不救”罪的国家在不断增多。本文试图论述不作为道德义务来源及其分歧,不作为道德义务刑法评价的法理根据以及如何具体从刑法上评价不作为的道德义务。
[主题词]不作为 道德义务 见死不救
一、 不作为义务学说
英国学者J•••C•史密斯和B•霍根在论述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时，认为作为义务包括A、保护生命的义务，即基于家庭、业务和其他的亲近关系所产生的义务；B、合同义务。[1]
我国台湾现行刑法规定：“对于一定结果之发生，法律上有防止之义务，能防止而不防止者与因积极行为发生结果者同。因自己行为致有发生一定结果之危险者，负防止其发生之义务。”因此，我国台湾刑法上的不作为犯义务有A、法律规定的义务；B、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义务。
德国刑法典第13条第一款规定“不防止属于刑法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的人，只有当其依法必须保证该结果不发生的义务，且当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使法定构成要件的实现相当时，才依法受处罚。”
日本刑法也规定了不作为义务的三个来源，特别是将一般日常生活习惯上或一般道义上的要求即条理也包括在不作为法律义务。[2]
法国刑法典223-6规定：“任何人能够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侵犯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且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而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者，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抢救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
我国现行刑法并没有对不作为犯的义务根据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刑法理论界主要观点并不统一。高铭暄教授的“三要素说”，认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于法律上明文规定、职务和业务要求的作为义务、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陈兴良教授的“四要素说”，在三要素说的基础上加进了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马克昌教授的“五要素说”，认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根据来源于法律明文规定、职务和业务上要求的作为义务、自愿承担的某种特定义务、在特殊情况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
从以上的各国刑法的规定来看，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的主要分歧就是道德义务能否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即道德义务能否成为惩罚犯罪的义务根据之一。日本刑法和法国刑法中道德义务可以成为某些特殊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
挪威、瑞典法律规定，任何有责任能力的成年人在下列情况下具有营救危难的法律义务：⑴他认识到他人处于危难境地；⑵营救他人对自己并没有危险。
这代表着一种趋势即不作为义务范围扩大的趋势。社会发展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加强合作。
法国法学家罗尔塞尔也认为：“能而不予阻止者，有罪”。1913年德多雷卡提出出：在自己能够支配的范围内，存在某种危险状态，并且只有自己才能消除这种危险状态的时候，不管该种危险状态是如何发生的，行为人都有消除这种状态的义务。
我国著名刑法学者马克昌在他著作《犯罪通论》中认为，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应成为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
不道德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问题，美国学者称其为卑劣的撒马利人（S.）。法国、德国、葡萄牙、奥地利等国都规定了救助义务。德国刑法323条规定不进行救助罪：“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难发生时，根据行为人当时情况救助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救助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 。
1980年美国佛蒙特州制定《帮助临险者责任法》：“当人们知道他人面临严重的人身危险时，而且没有相同地位的人可帮助而不具危险，或没有特定义务人对此负责，此时应给予帮助，除非已有别人给予帮助或关心，否则，处以100美元以下罚款。”
纵观现代各国刑法的发展趋势，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来源在不断扩大。不作为义务的形式论正在向实质论迈进。牧野英一就指出，同作为的违法性一样，不作为的违法性问题也得从违反公序良俗中去寻找，即使依据法令的各条款的解释仍不能判定作为义务的时候，应依据法律全体的精神及至事物的性质来把握。[3]江家义男认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成立，必须是该不作为同作为产生的法益侵害具有同等的反社会性。[4]
我国学者周光权也认为，“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作为义务的形式四分法约束，而形成了对作为义务的实质解释思路，即从维护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秩序出发，将结果防止的法义务视为从刑法的保护义务中演绎出来的东西。”
事实上，一种法律的公正，同时也应当具有道德上与政治上的公正性。就刑事立法而言，刑事制裁的范围之界定是否公正，不仅取决于刑法，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传统与政治的构造。[5]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受时代思想和历史背景所影响的不断变化的相对性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其内容或许是不同的。但是趋势十分明显，就是，道德义务成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渐渐地引起刑法界的重视并在一些国家已纳入实在法的范畴，开始调整人们的行为。法律、法治并不是道德无涉的，相反，有其必然的道德基础。[6]
二、 不作为道德义务的根据
（一）法理根据
正义是首要的美德，正义是分配基本权利、义务和调节相互竞争的要求的原则，是最高的指导理想。正义在一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使这个社会道德化，至少是不违反道德。因此，道德义务通过法律的规定而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是普遍社会正义的要求，特别是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暴力犯罪，也是秩序价值目标的要求。根据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是社会的首要正义，最大的均等自由、正义的不平等主张和公平的机会均等主张表明自由只能为自由的缘故受到限制。
“刑法是通过限制自由的手段来保护自由的，二者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平衡问题，故刑法的处罚必须合理，否则便与刑法宗旨相矛盾。”[7]自由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只有当我们相信他人不会威胁我们的自由，国家只是在特定的、可以预见的、并且是为了我们更大自由的情形下限制我们的自由时，我们才享有充分的自由。法律限制自由是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道德义务作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表面上看来，可能限制了某些人的自由，但是，从正在面临危险的受害者和整个社会秩序来说，对自由的限制是合理的。根据“米尔原则”，社会干预个人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护。只有为了阻止对别人和公共利益的伤害，法律对社会成员的限制才是可以证成的，才是合理的。
刑法乃以刑罚作为规范社会共同生活秩序之最后手段。若以刑法之外的法律效果，亦能有效防止不法行为时，则应该避免使用刑罚，惟有在以其他法律效果未能有效防止不法行为时，始得以刑罚作为该行为的法律效果，此即刑法之最后手段性。[8]当代各国刑法规范的规定不可说不周密，但是暴力犯罪现象有增无减，当然导致的原因很多很复杂，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成员对此种犯罪现象的冷漠和无视，实际上是纵容犯罪。为了更有效地防卫社会，保障自由，立法者应该反思这一现象背后的法理，在立法上实现不作为犯作为义务的形式论到实质论的突破，确定在某些符合构成要件的情况下不作为行为的道德义务应当负刑罚责任。
无论是从防卫社会还从保障“危者”人权的角度，刑法规定“见危不救”者的作为道德义务是合法理的，也公平正义的。“见危不救”者个人的“自由”当然在这里不是可以无谓地牺牲，社会和“危者”应该有义务保障他的自由。这样形成的社会关系互动模式，协调了个人和社会及他人的利益矛盾，更好地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一定意义上，法律规范始终在推动道德建设的进程。
（二）社会根据
道德义务应成为不作为犯的义务来源，理由在于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是防犯社会犯罪的根本前提。
社会公德，即社会的公共道德。道德对人的约束是通过社会的评价、舆论的力量作用于个人内心的道德观念而起作用的，如果一个人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公德要求的内容相去甚远，格格不入，那么一切通过正当的社会评价和舆论所施加的道德约束对他的行为失去作用。因此，只有使个人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公德相一致，才有可能使个人的行为既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又置于道德规范的约束之下。而只有当人们普遍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的时候，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公共秩序，即社会秩序，具体是指工作、生产、教学科研、生活秩序。公共秩序是人们在社会共同生活中形成的稳定有序的状态。公共秩序的建立是法律长期调整的结果，它需要一切参与者共同遵守相同的行为规则。[9]而公共秩序的遵守极易受到人们的忽视，甚至经常出现“观看”暴力犯罪的怪现象。因此对不遵守道德义务的行为，必须给予适当的教育、，处分，甚至刑罚。
从行为法学的观点来看，对个体行为的控制，一方面需运用合法行为的激励模式，同时，由于存在着违法激励模式与合法行为激励模式的冲突，还必须运用违法行为的惩罚模式，阻却违法激励模式。[10]其中一个重要的阻却即是对不作为道德义务的否定性法律评价，从而形成社会的法律评价标准，法律确认的一定价值标准一旦受到法律的强化，转化为法的精神和理想，它就“可以在一个社会的千百万人之间形成结合纽带和社会团结。[11]
犯罪界定中的社会政治因素。犯罪是由刑法规定的，但在这种规定的背后，潜藏着社会政治对其深刻的影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社会生产力是制定犯罪的终极标准，社会贯注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犯罪界定的变化；而犯罪的确定更是离不开国家的标定，国家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导致犯罪界定的变化。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犯罪现象十分复杂，防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任务繁重，中国刑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要求中国刑事立法确认不作为犯的道德义务，规定“紧急救助”条款。根据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如果生理需要相对充分地得到了满足，接着就会出现一整套新的需要，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即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和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12]
从根本了来说，犯罪成因有三大因素：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然而，最复杂的要数社会因素了。在社会因素中，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有赖于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培养。那么如何培养这些道德素养，除了道德说教外，重要的莫过于把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道德义务上升为准法律义务。这样做，既可以避免道德义务无限扩大的危险，同时也可以使不道德行为有所顾忌和收敛。
（三）经济根据
根据刑法功利论理论，刑罚的功利根据是社会效益观念的体现，源于社会生存、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经济因素，刑法的功利以预防犯罪为内容，功利对刑罚的总的规定是最大效益性。效益性主要表现为真效性、有利性、节俭性和经济性。真效性是指刑罚的积极效果必须大于消极效果。有利性是指刑法所剥夺的权益的质量必须小于所保护的权益的质和量。节俭性是当预防犯罪的效果相同或相似时，应该选择代价较小的刑罚。经济性是刑罚的运用应考虑经济投入的大小。
刑法限制“见危不救”者自由的充分根据在于，通过对其自由的限制，保障“危者”更大的自由（即生命权利）和社会秩序（即社会自由），因此从经济效益的角度分析，刑法规定作为的道德义务具有效益性。当然在制度设计上，应该针对“见危不救”者可能的损害和伤害，给予一定的保护和保障。
三、 违反道德义务构成不作为犯罪的要件
（一）刑法保护的法益即人身面临着现实的、紧迫的严重的危险。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和价值面临的危险必须是现实存在的，而不能是虚拟的；必须是紧迫的，而不能是尚未到来的；必须是对“危者”生命构成严重危胁。
（二）履行保护义务的社会期待性。刑法保护“危者”的同时，也得考虑社会对保护者的合理社会期待性，即社会期待保护者能够合情合理地处理自己面临的保护义务。
（三）行为人不作为对结果的发生具有绝对的支配作用。行为人在面临“危者”遭受暴力危险时，不存在其他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若存在其他的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的话，则行为人不具有作为义务。也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只有行为人能够实施保护行为，其他任何人都不具备这个条件，对其他人没有期待可能性。
四、 不作为道德义务的刑法评价
刑法规定不作为道德义务为犯罪，本文是指“见危不救”罪，而不是成立相对作为犯罪人成立的本罪。对不作为道德义务的刑法评价应该坚持正面与负面评价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对负有作为道德义务的作为，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必要的时候，国家也应该成立社会见义勇为奖励基金，并从就业、生活、子女扶养等实在的方面解决“见危救助者”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不作为道德义务的犯罪人，应该减轻处罚，同时，也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另外成立“见危不救”犯罪。
《民法通则》109条规定“因防止国家、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的财产、人身遭受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受益人也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这虽然是民法对侵权行为人的处罚原则，刑法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此外国外的立法例值得我们去学习。《英国刑法》第62页“容易救助”这样解释道：许多法院处理过“浅水池”案件。任何人在对其没有任何人身危险的情况下，不采取措施救助他人，使他人免于死亡或伤害，都构成犯罪。如果被害人死亡，他并不必须构成杀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