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化肥类产品加征特别出口关税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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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细则》的通知

萍府办字〔2007〕46号


办公室各科室：
现将修订后的《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细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细则


　　根据《江西省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萍乡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和《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结合本办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公文签收
　　（一）凡送市政府和市政府办公室的公文，均由秘书科收文室统一签收、登记、分办。未经签收、分办的公文，有关科室不予办理。
　　（二）各科室要指定专人负责公文签收，到秘书科取文每日不少于2次，急件急签。
　　二、公文分发
　　（一）签收的公文分发
　　1、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省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及其部门公文，分发秘书科，需要办理的分发有关科室。
　　2、省政府及其办公厅公文，分发秘书科和有关科室。
　　3、国务院部门、省政府部门公文，主送件按业务归口分发有关科室，只有1份的由秘书科复印并加盖“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复印专用章”后，按业务归口分发有关科室，原件留秘书科归档；抄送件按业务归口分发有关科室，并由有关科室归档。
　　4、市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协、萍乡军分区、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党群部门以及驻萍省属单位公文，按业务归口分发有关科室或秘书科签呈。
　　5、市政府部门公文，按来文部门归口分发有关科室，联合行文按主办部门归口分发有关科室。
　　6、县（区）政府的公文和特殊情况下的越级行文，按业务归口分发有关科室。
　　7、直送领导同志个人的公文，除领导同志直接交办的事项和必须直接报送的秘密事项外，转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签收，分发有关科室按规定程序办理，领导有批示的，按批示要求办理。
　　8、报批会议的公文，分发会议科和有关科室。
　　9、全国人大、省人大、市人大代表建议、议案和全国政协、省政协、市政协提案，分发督查室。
　　10、主送（邮寄）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的信访件，分别送市政府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阅批。
　　11、接待事项方面的公文，按《萍乡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第九章规定办理。
　　12、行政复议申请、行政诉讼文书，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
　　13、内容交叉公文，报办公室分管领导阅批后分发有关科室。
　　14、签收的公文在一个工作日内分发，急件即收即分发。
　　（二）制发的公文分发
　　1、以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公文，发至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纪检组长；普发性公文发至各科室；非普发性公文根据工作需要，按业务归口以及内容分发有关科室。
　　2、公文分发立户范围：各县（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市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协、萍乡军分区、市委各部门、市法院、市检察院、群众团体、新闻单位。
　　3、市长、副市长、市长助理、秘书长、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和纪检组长的公文由秘书科分送，各科室公文由科室专人到秘书科领取。
　　4、公文印制后在一个工作日内分发，急件即印即发。
　　三、公文办理
　　（一）公文拟办
　　1、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办公厅，省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协、省军区及其部门的来文，主办科室要及时将公文呈领导同志阅批，领导有批示的由有关科室按批示要求办理。
　　2、省政府及其办公厅的来文，主办科室要提出拟办意见，需提出贯彻意见的，由主办科室草拟或市政府部门代拟贯彻意见后，按程序呈批。需转发的，必须有符合我市实际的贯彻意见，已在《江西日报》、《江西政报》全文刊登的，一般不再转发。
　　3、省政府部门以及市委、市纪委、市人大、市政协、萍乡军分区、市法院、市检察院的来文，主办科室收文后要及时呈有关领导阅批，领导有批示的按批示要求办理；需提出具体处理意见的公文，由主办科室提出拟办意见，按程序呈批。
　　4、市政府部门、县（区）政府、市党群部门和驻萍省属单位的来文，主办科室收文审核后，提出拟办意见，按程序呈批；属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经分管副秘书长或办公室领导同意后，转有关部门研办并由有关部门直接答复来文单位。
　　5、直接呈市长阅批的公文，由秘书科送市政府秘书长签呈。
　　6、经有关会议讨论决定或市政府领导交办、批办事项需要发文的，由主办科室负责草拟文稿或由部门代拟，按程序呈签。
　　7、市政府领导明确批示有关部门和县（区）办理的，由主办科室复印并加盖“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复印专用章”后转出办理，原件由主办科室年终交秘书科留存归档。未经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意，有关科室不得将市政府领导签批的意见对外提供。
　　8、市政府领导对公文有明确签批意见的，主办科室应及时将签批意见反馈给市政府其他相关领导。
　　9、主送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办理的公文，由主办科室先填写公文处理单，按程序呈签；需正式发文的，再填写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发文单，按程序呈签。
市政府办公室科室草拟的公文，直接填写市政府或市政府办公室发文单，按程序呈签。
需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的公文，由主办科室提出拟办意见，经分管副秘书长、办公室领导同意后，加盖“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专用章”转送征求意见。
　　（二）公文草拟
　　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制发的公文，按业务归口由各科室负责拟稿；并由拟稿人和科室负责人签名；部门的代拟稿经代拟部门负责人签名后由归口科室核改。草拟稿一般应打印清样送审，并附上拟文依据。
　　（三）公文会签
　　1、公文内容涉及其他科室业务的，由主办科室与相关科室协商会签，再由主办科室送分管副秘书长、办公室领导审签；分管副秘书长、办公室领导认为需要相关副秘书长、办公室领导协商会签的，会签后由主办科室呈分管副市长审签；分管副市长认为需请相关副市长会签的，由主办科室呈送会签。
　　2、受市政府委托，市政府部门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或向市政协通报情况的材料，由主办科室送有关科室审核并按办文程序呈批。
　　（四）公文审核
　　审核公文按照签批程序层层把关。
　　审核的重点是：是否需要行文，行文方式是否妥当，是否符合行文规则；是否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及上级其他有关规定；是否与市委、市政府已发文　　件内容相冲突；涉及有关部门的问题是否已协商、会签，意见是否一致；意见如有分歧的，主办部门是否列明各方理据或提出建设性意见；公文格式是否规范、文字表述是否准确、简炼，标点是否正确，文种是否恰当等。
　　（五）公文签发
　　1、签发权限
　　（1）市政府公布的规范性文件，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的议案，由市长签署。
　　（2）以市政府名义发文，由市长签发。
　　（3）属于市政府工作范畴，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分工内的一般事项由市政府分管领导签发，需要市政府其他领导协商会签的，协商会签后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同志签发；事关全局的或涉及机构、编制、财税、土地、经费等方面的文件，主送省政府办公厅或省政府部门的重要文件，由分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审签、市长签发。
　　（4）以市政府名义印发的领导同志重要讲话或文章，由该领导同志签发。
　　（5）以市政府党组名义的发文，由市政府党组书记签发。
　　（6）属于市政府办公室自身工作范畴，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的发文，由办公室主任签发。
　　（7）以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名义的发文，由办公室党组书记签发。
　　2、签批程序：
　　（1）市政府公文签批的一般程序：主办科室（拟稿）——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办公室分管领导（核稿）——办公室主任（审核）——秘书长（审核）——分管副　市长、市长助理（会签）——市长（签发）。
　　（2）以市政府名义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草案，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由市政府法制机构按讨论意见进行修改，经分管副秘书长、办公室分管副主任、主任审核后，送秘书长审核，呈常务副市长审阅后呈市长签发。市政府规范性文件以市政府令的形式发文。
　　市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市长办公会议讨论下发的文件，由主办科室修改后，送会议承办科室按会议讨论意见核阅，再按市政府公文一般程序签批。
　　（3）属于市政府工作范畴，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签批的一般程序：主办科室（拟稿）——分管副秘书长（审核）——办公室分管领导（核稿）——办公室主任（审　核）——秘书长（审签）——分管副市长、市长助理（审签）——市长（签发）。
　　（4）属于市政府办公室自身工作范畴，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发文签发的一般程序：主办科室（拟稿）——办公室分管领导（审核）——办公室主任（签发）。
　　（5）以市政府名义印发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等法律文书，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拟稿后，送秘书长审核，经常务副市长审签后，由市长签发。
　　（6）需要会签的按公文会签程序办理。
　　（六）校核印制
　　公文校核第一责任人为承办科室，第二责任人为秘书科。公文校核实行双校制。即：文件在正式印发前由承办科室和秘书科分别进行核稿。承办科室对发文清样作全面校核；审批、签发手续、体例格式由秘书科负责复核、规范；文件发送范围、紧急程度、密级和保密期限由承办科室提出，秘书科规范；发送部分单位的公文，承办科室要列出　具体收文单位。承办科室和秘书科校核时，如发现不符合办文程序、内容有不妥之处的公文，应及时提出修改或处理意见，再按程序进行审核，呈签发的领导审定后办理。萍府办督字文号文件的校核工作由督查室负责，如发现内容有不妥之处，进行修改再呈签发的领导审定。编号公文均由秘书科统一编号分发，不编文号或只编传真机号的公文，由承办科室校核分发。
　　（七）办文要求
　　1、各承办科室在办理公文时，要认真履行职责，提高办文质量，充分发挥参谋助手的作用，拟办意见要明确具体、切实可行。
　　2、公文办理按照“谁承办、谁负责，谁分管，谁把关”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合作办理”的制度，严格防止“人走文停”的现象发生。具体程序是：
　　（1）拟办程序：由各相关科室负责完成，办理顺序为科员—副科长—科长。若科长出差，由副科长负责办毕。
　　（2）审核程序：
　　由分管副秘书长负责公文内容把关。若分管副秘书长出差，应委托办公室分管政务的副主任与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协商把关。
　　由办公室分管政务的副主任对公文的体例格式及文字进行把关。若政务副主任出差，报请办公室主任把关。
　　由办公室主任对公文办理程序进行审核把关。
　　（3）签发程序：
　　属市政府办公室工作范畴的公文，由政府办公室主任签发，若办公室主任出差，报请市政府秘书长签发。
　　属市政府工作范畴的公文，由市政府秘书长进行综合审核（秘书长出差，由办公室主任审核）把关后，分别报市政府领导会签或报副市长、市长签发。其中，由分管副市　长签发的，若分管副市长出差，报常务副市长或市长签发；由常务副市长签发的，若常务副市长出差，报市长签发；由市长签发的，若市长出差，请示市长指定副市长签发。
　　3、公文从签收之日起，不需征求意见的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办结；需征求意见的一般在10个工作日内办结。转有关部门提出意见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普发性公文印制2个工作日，非普发性公文印制1个工作日。急件急办。
　　4、对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公文，签批人应当明确签署意见、姓名和签批日期，其他签批人圈阅视为同意；没有具体请示事项的，圈阅表示已阅知。
　　5、拟稿、审核修改、审签公文必须用毛笔、钢笔或专用签字笔，不得使用铅笔、园珠笔。
　　6、需要通过媒体或其它形式对外公布的市政府及其办公室公文，按有关规定程序进行审批。
　　7、公文办理情况，各科室每季度进行1次自查自纠；办公室半年进行一次检查，并通报检查情况。
　　8、秘书科要及时将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室的发文（含纸质和电子文档）整理、归档备查。
　　四、不规范来文的处理
　　属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规范来文，均由承办科室说明原因，提出退文意见。一般的由承办科科长批准后退文，重要的须经分管副秘书长、办公室领导批准后退文。对不规范　来文的处理均填写“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退文专用笺”，并加盖“萍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专用章”，退回来文单位。
　　1、公文内容有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的。
　　2、按照市政府各部门“三定”规定，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内事项，要求市政府代办代转的。
　　3、公文内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主办部门未事先与有关部门协调、会签的或经协商、会签，意见仍有分歧，又不列明各方理据、提出建设性意见的。
　　4、未经市政府领导同意以单位名义向市政府领导个人报送“报告”、“请示”和“意见”的；或“报告”和“意见”中夹带请示事项，以及“请示”中一文数事或主送　　多个机关的；越级向市政府请示一般事项的；请示性文件未注明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的。
　　5、公文文种使用不当的；公文格式各组成部分不规范、不准确的；或联合行文编了多家机关发文字号的；或上行文未注明签发人姓名，联合上报的公文未注明会签人姓名的。
　　6、公文中人名、地名、数字及引文不准确、不规范的；或引用外文未注明中文含义，使用国际组织外文名称或缩写形式未注明准确中文译名的。
　　7、公文中有关附件及其材料不全的；或反映问题模糊，提出的要求含混不清的。
　　8、政府系统公文用纸未采用国际标准A4型印制的；或公文印制用墨不均匀，字迹模糊不清，难以辩认的。
　　五、公文类型及其适用范围
　　（一）萍乡市人民政府令：适用于发布规范性文件。　
　　（二）萍府发：文种用命令、决定、通知、意见。
　　1、适用于对重要事项或重大行动作出安排，实行重大强制性行政措施，嘉奖有关单位和人员的公文，文种用命令。
　　2、适用于嘉奖有关单位及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的公文，文种用决定。
　　3、适用于转发省政府的重要公文，文种用通知。
　　4、适用于涉及改革、发展、稳定方面重大决策、措施以及发布指导全局工作的重要公文，文种用决定、通知或意见。
　　5、适用于批转市政府部门事关重大或涉及全局性重要工作意见、建议和县（区）政府工作意见等内容的公文，文种用通知。
　　（三）萍府文：文种用请示、报告、议案、意见、函。
　　1、适用于向省政府请求指示、批准、解决有关事项等内容的公文，文种用请示。
　　2、适用于向省政府汇报工作、反映情况等内容的公文，文种用报告。
　　3、适用于按照法律程序向市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的干部任免事项等内容的公文，文种用议案。　
　　4、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的公文，文种用意见。
　　5、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的公文，文种用函。
　　（四）萍府字：文种用通知、通报、批复、决定。
　　1、适用于成立县级机构和有关人事任免、市政府领导分工、行政区划变更、表彰先进及以市政府名义授予荣誉称号、传达重要情况、批评错误等内容的公文，文种用通知、通报或决定。
　　2、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的请示事项的公文，文种用批复。
　　（五）萍府党字：文种用请示、报告。适用于市政府党组报请市委常委会议审定事项的公文和向市委请示、报告事项的公文。
　　（六）萍府阅：适用于印发市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或文章。
　　（七）萍府办发：文种用通知。适用于经市政府批准，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布置工作，转发市政府部门的工作意见、建议和县（区）政府的工作报告，转发省政府办公厅以及省政府部门重要文件等公文。　　
　　（八）萍府办文：文种用请示、报告、意见、函。
　　1、适用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向省政府办公厅及有关方面报告情况或请求批准事项等方面的公文，文种用报告或请示。
　　2、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的公文，文种用意见。
　　3、适用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和函复有关问题等方面的公文，文种一般用函。
　　（九）萍府办字：文种用通知、通报、函。
　　1、适用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传达市政府及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和意见，印发重要的会议纪要，以及通报情况等方面的公文，文种用通知或通报。
　　2、适用于成立或调整市政府非常设机构的公文，文种用通知。
　　3、适用于市政府办公室向市政府各部门及下级政府布置机关工作的公文，文种用通知。
　　4、适用于以市政府办公室名义答复市政府部门和下级政府向市政府的请示事项等方面的公文，文种用函。
　　5、适用于市政府办公室日常工作的公文，文种用通知、通报。
　　（十）萍府办抄字：适用于向有关方面告知具体事项。
　　（十一）萍府办纪要：适用于印发各类专题会议纪要。
　　（十二）萍府办党字：文种用请示、报告、意见、决定、通知、通报。适用于以市政府办公室党组名义制发的公文。
　　（十三）萍府办督字：适用于答复建议、议案、提案和对各项重大工作决策落实情况的督办核查的公文（由办公室督查室办理）。
　　（十四）不编正式文号：下列内容的公文以便函的形式下发。
　　1、会议通知；
　　2、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或答复有关部门征求意见的公文；
　　3、贺电、贺信等；
　　4、一般的联系、商洽工作的便函。



从国际法角度评析日俄战争的“遗产”

李 广 民

日本在“满蒙”的“权益”，从日本的立场来说，是日俄战争应得的“战利品”。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这种权利的私相授受存在许多疑点和不妥。当然，日本很快就挟战胜帝俄余威强迫清政府从法律角度“消除”了日俄之间私相授受的疑点与不妥。尽管如此，日本的许多“权益”仍值得仔细“研究”。换句话说，即便按照当时的国际法理论 和日本的解释，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所得的“战利品”仍十分有限。也就是说，日本在“满蒙”最初的“权益”十分有限。下面我们将逐一考察其细节。

一、铁路权益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毫无疑问只能是对俄国相应权益的一种“继承”，这里我们姑且不追究这种“继承”的合法性，而首先考察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到底有哪些？日本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继承”俄国的哪些“权益”？
俄国在中国东北“合法” 的铁路权益，主要依据1896年李鸿章与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及此后依据该“密约”所签订的相关合同。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扩张在中国东北“权益”的野心与俄国在远东的野心发生了明显的冲突。俄国便联合法德实行干涉，此即有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俄国此举一箭双雕，一方面抑制了日本向中国东北扩张的势头，巩固和确保了自己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另一方面又借此市恩中国，从而索取相应的报酬，“合法”扩大自己在中国的权益。而当时清政府惨败于自己长期不屑正眼相看的“倭国”日本，为谋自救复仇计，不思奋发图强，反祭起对付列国旧策——“以夷制夷”。清政府虽明知俄国同样乃“虎狼之国”，却因逼于情势，竟硬着头皮接近俄国，以求制日。俄国洞悉清政府窘境，便趁火打劫，借李鸿章出使俄国庆贺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之际，贿赂与威逼并施，强迫李鸿章签订了包含许多权利让与的所谓“中俄密约”（1896年6月签订于莫斯科）。该约第四条规定：“中国允诺俄国在黑吉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 。这便是中东铁路（中国东北主干铁路）权益最初的条约依据。
为使中东铁路“条约权益”具体化，俄国又迫不及待地于同年9月催逼中国驻俄公使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东省铁路合同》，该合同规定：中国允诺该银行设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建造和经营连接俄国赤塔城与乌苏里江之间的东省铁路。中国政府同意（1）凡该公司于建造、经营和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及为建造和维护铁路，在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所需之地，若属官地，则由中国政府无偿提供。若属民地，则由公司按价租买。（2）凡公司所用之地，一律免纳地税；公司所有进款及修建铁路所需的物资材料，一律免纳税厘；货物行李凡自俄地来经此路复入俄地者，亦免纳税厘；货物经此路由俄入华或由华入俄，各依规定税率减免三分之一。（3）公司因建造和经营铁路之故，可在其所用之地建造房屋，架设电线，自行经营。但中国政府又要求该公司（1）公司的股票只准华俄商民购买。（2）中国政府得选派公司总办一名，具体负责银行和公司与中国官厅之间的交涉；查察银行和公司对于中国政府委办之事是否实力奉行；并查核银行与中国政府的往来帐目。（3）该铁路及其所雇佣之人，均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铁路地段的命盗词讼，由地方官照约办理。（4）自路成开车之日起，以八十年为限，限满之日，全部铁路及一切产业全部归中国政府免费承受；自开车之日起，三十六年后，中国政府可以给价收回。 这里很清楚，尽管清政府让出了许多重要权益，但它也注意到权益让与的限度。
1898年3月，俄国又趁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在该条约中，中国又被迫同意俄国修筑一条由东省铁路某一站起至大连湾（或酌其所需，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利的地方）的支路，有关该支路的权益细节，沿用东省铁路合同各点。 随后，“中国东省铁路公司”便依据该条文于同年7月与中国政府签订《南满洲枝路合同》。在该合同中，俄方又在东省铁路权益的基础上攫取了在官有林地的林木采伐权、枝路经过地的煤矿开采权及无限期航运营业权，而且将免纳税厘的范围扩大到辽东租借地，即出入该租借地与出入俄境一样免纳税厘 。尽管《南满洲枝路合同》是依据《旅大租地条约》相关条文规定签订，但在签订之时，却完全不顾条文中规定的枝路“沿用东省铁路合同各点”，一味扩大权益。现在我们无法探知该合同签订的细节，但如此明显地将权利拱手相让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合同中规定采伐林木和开采煤矿应纳价额，由总监工或其代办与地方官酌定，也反映了清政府当事者的短视和无知。
以上是日俄战争之前俄国依据传统国际法在中国东北地区“合法”攫取的“铁路权益”，“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俄国趁机占领中国东北地区，并企图进一步攫取相应权利，但即使在传统国际法中，俄国的这种攫夺也很难找到其他列强认可的依据，所以此后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铁路权益的扩张即使按照传统国际法也不“合法”。
我们在搞清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之后，就该考察日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继承”俄国的“权益”的。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统治者非常清楚它们取得胜利是多么侥幸，在决定不直接向俄国索取割地赔款的基础上，它们选择了将俄国势力挤出南满的策略。这种策略一方面可以实现在中国大陆取得立足点的宿愿，为今后进一步扩张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又可以缓解来自俄国的怨恨和其它列强的嫉妒，使俄国更容易选择媾和，而不是选择继续战斗。但要把俄国势力挤出南满，就必须将俄国在南满的权益据为己有。于是便有了日俄朴茨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关于“权益”转让的条款。该条约第六条规定：“俄国政府允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清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于日本政府”，“两缔约国互约前条所定者，须商请清国政府承诺” 。从条约特意列入“且以清国政府允许者”，“须商请清国政府承诺”等内容可以看出，日俄政府均清楚它们之间就俄国在华权益私相授受在当时国际法来说，并不“合法”。换句话说，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中俄国将其在华铁路权益转让日本，从法律角度来说，不产生效力。因为条约为第三者创设义务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而当时日俄条约对清政府创设义务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条约中写有“以清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于日本政府”字句，也为日本从中国攫取权益留下了较宽泛的空间。首先，俄国不能对清政府的允诺提出异议；其次，俄国在南满的铁路权益因俄国趁义和团出兵中国东北及与地方当局交涉而变得伸缩性极强；再次，日本可利用战胜俄国余威强逼清政府答应其要求；最后，列强特别是美英因日本听其劝告，放弃了对俄国的割地赔款要求，故对日本攫夺俄国在华权益必采默许态度。以后的事实亦证明日本并不满足于俄国的让与，而是在要求中国政府承认俄国移让“权益”的基础上，再行谋求额外的权利。
为尽快“消除”日俄之间私相授受在华权益的疑点与不妥，强迫清政府从法律角度承认日俄间的权益转让就十分紧迫。签订完朴茨茅斯条约后，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又几乎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国，“商请”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俄国在南满权益的“继承”。同年12月，经过“北京会议”反复折冲，最终形成了所谓的“东三省事宜条约”（又称中日北京条约）及其“附约” 。如果单就条约的中文文本，那问题也不大，因为中文条约中只不过承认了日俄间的权利让与，这在当时恐怕是不得已的。但问题是条约的日文本和日方英译本与中文条款有明显的差异，这就为以后的纠纷埋下了祸根。中文本规定：“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让允日本之一切，概行允诺（第一款）”，“日本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行。嗣后遇事，随时与中国政府妥商厘定（第二款）”。 日文本第二款则变成：“日本政府承诺应按照中俄两国间所定的关于租借地及铁路敷地原约，努力遵守。将来若发生任何案件，得随时在与清国政府协议的基础上确定之。” 英文本第二款则更变成了“The Imperial Japanese Government engage that in regard to the leased territory as well as in the matter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exploitation，they will，so far as circumstances permit，conform to the original agreements concluded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case any question arises in the future on these subject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ll decide it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 从中文文本中看，清政府虽承认俄国对日本的“权益”转让，但仅限于原“条约权益”，而且在条约中让日本明确承诺无条件“实力遵行”原约。这实际上既否定了俄国事后非法扩张的“权益”，又杜绝了日本利用俄国在中国东北实际行使权益的伸缩性进一步扩张其权利。但遗憾的是在日文文本中，无条件的“实力遵行”已开始打了折扣，而在英文文本中则干脆就变成了“在可能的范围内”（ so far as circumstances permit），严格来说，中日文本均无此一限制条件，英文文本自无任何效力，但当时国际法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条约的英文译本或法文译本对条约的解释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铁路权益来源，最多只能是中俄之间相关的原始契约。若单从铁路权益来说，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和“东三省事宜条约”及其“附件”的规定非常明确，日本只能“继承”俄国根据条约合法享有的“权益”，最多再加上有条件、有时间限制的铁道守备权。但事实上，俄国早已不顾条约限制，肆意扩张了许多“权益”，日本现正趁着战胜余威和列国的默许，自不会受条约文本的约束放弃俄国已实际行使的“权益”，又何况条约文本之间还存在一些可以缘为宰割弱国“利剑”的迥异、暧昧之辞呢？

二、旅大租借地权益

日本因日俄战争而“继承”俄国在中国的另一项重要权益就是旅大租借地权益。对此我们同样要追本溯源，首先要搞清楚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旅大租借地内到底享有哪些“合法”权益；其次要分析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同意将哪些权益转让给日本；最后再考察这种转让在当时国际法下是怎样被“合法化”的，以及“合法化”的具体内容。
1898年，俄国趁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及《旅大租地续约》，该条约及续约中规定：
“为保全俄国水师在中国北方海岸得有足为可恃之地，大清国大皇帝允将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于俄国。惟此项所租，断不侵中国大皇帝主此地之权” （第一条）。
“所定限内在俄国租之地，以及附近海面，所有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而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住此界内。界内华民去留任便，不得驱逐。设有犯案，该犯送交就近中国官按律治罪，按照咸丰十年中俄条约第八款办理”（第四条）
“所租地界以此定一隙地，此地之界由许大臣在森彼得堡与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惟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第五条）
“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专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内口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第六条）
“俄国国家允中国国家所请，允听金州城自行治理，并城内设立应需巡捕人等。中国兵应退出金城，用俄兵替代。此城居民有权往来金州至租地北界各道路，并日常需用附城准俄国享用之水，但无权兼用海岸。”（续约 第四条）
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清政府被迫让出的，俄国可以“合法”享有的租借地内的权益，首先必须以不侵犯中国主权为前提，而且租借地内的中国人去留任便，俄国不得驱逐。租借地内的华人犯案（包括所有民事、刑事犯），应送交中国官按大清律例治理。俄官不得以总督巡抚名义治理租借地。旅顺口和大连湾内部军港，中国海军可与俄国共同享用。换句话说，租借地内只限制中国陆军驻兵，对于海军中国与俄国具有同等权利。因为军港尚允许共同享用，开放口岸自不必说。中国让与俄国的权益从范围上来说，包括旅顺口大连湾暨附近海面；从权限上来说，可调度所有水陆各军及治理地方，该项权利可责成一人负责（但不得用总督巡抚头衔）。另外中国允诺不作为义务有：不在租借地内驻扎陆军。
值得细究的是，关于“隙地”问题，按照原约，“隙地”一切治权全归中国，中国只答应除非与俄官商明，不派兵来此（“隙地”）。退一步我们最多不派兵至“隙地”。可笑可叹的是在续约中，关于“隙地”的条款就变成了俄国允中国所请，“允听金州城自行治理”，“中国兵应退出金城，用俄兵替代。”原约中的“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惟中国兵非与俄官商明，不得来此。”明显变味。续约原本只为划定“隙地”界限，没想到再次“出让”权益。作为“隙地”，即中间缓冲地带，即使按照有利于列强的传统国际法，“公允”的办法应是两方均不驻兵。原本就是中国主权下的金州城，而且原约明明白白再次确认“一切吏治全归于中国官”，到了续约中就变成了语意暧昧的“允听金州城自行治理”，而且还以中国所请俄国允准为条件。可叹中国国力孱弱，吏治腐败，丧权辱国，再一再二。好在续约中尚有“允……城内设立应需巡捕人等”词句，并未将“隙地”权益丧失殆尽。
下面我们再看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关于旅大租界地权益“转让”的有关条款。该条约第五条规定：“俄国政府在清政府允诺的情况下，将旅顺口、大连及其附近领土及领水的租界权，及与该租界权相关或其组成部分的一切权利、特权及让与，转让给日本政府。同时俄国政府将上述租界权效力所及之地的一切公共营造物及财产转让给日本政府。两缔约国约定，上述规定应得到清政府的承诺。” 如前分析“铁路权益”时所述，从该条特意列入“在清国政府允诺的情况下”，“应得到清政府的承诺”等内容可以看出，日俄政府均清楚它们之间就俄国在华权益私相授受在当时国际法来说，并不“合法”。换句话说，日俄朴茨茅斯条约中俄国将其在华租借地权益转让于日本，从法律角度来说，并不产生效力。而且这里俄国有推脱责任的嫌疑。俄国将租自中国的旅大及相关权益转让给日本，租期届满，俄国还不上租借标的，从法律上它是无法逃脱责任的，而有了清政府的承诺，它的法律责任自然解脱。日本也知道没有清政府的承诺，它与俄国间的这种“权益”私相授受，根本没有法律效力。所以，与铁路权益一样，日本同样在“北京会议”中迫使清政府承认了俄国“租借地权益”的转让。“东三省事宜条约”（又称中日北京条约）及其“附约”规定：“中国政府将俄国按照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让允日本之一切，概行允诺（第一款）”，“日本政府承允按照中俄两国所订借地及造路原约，实力遵行。嗣后遇事，随时与中国政府妥商厘定（第二款）”。 这里很清楚，日本承认它所“继承”俄国的权益仅包括中俄原约所明确授予的“权益”，而且日本政府还保证实力遵行原约。但遗憾的是如前分析铁路权益时所述，因各种文本词句的差异，为日本以后违约越权留下了可资利用的“把柄”。

三、“铁路守备队”驻留问题

“铁路守备队”实源于日俄战争时两国派往中国东北的作战部队的撤退问题。因为中俄原约根本不存在“铁路守备队”问题，而且《东省铁路合同》明确规定：俄兵不得驻留沿路，铁路及其人员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 若按中俄原约，自然也就不存在所谓“铁路守备队”或类似问题。但问题是日俄朴茨茅斯条约附约列有有关条款，中日“东三省事宜条约附约”也有条件地承认了这种“铁路守备队”的暂驻权。为日本巩固和扩大在铁路区域“驻兵权”留下了“很好”的借口。
日俄朴茨茅斯条约附约第一款列有：“两缔约国为保护各自在满洲的铁路，保留设置守备队的权利。”
而中日关于“东三省事宜条约附约”第二款又写到：“因中国政府极盼日俄两国将驻扎东三省军队暨护路兵队从速撤退，日本政府愿副中国期望。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或中俄两国另有商定妥善办法，日本国政府允即一律照办。又如满洲地方平靖，外国人命产业，中国均能保护周密，日本国亦可与俄国将护路兵同时撤退”。
本来，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日俄两国有权在“满洲”铁路沿线设置“铁路守备队”对清政府（第三者）根本不发生法律效力，可“东三省事宜条约附约”的规定却有条件地承认了这种中俄原约明确否认的“权益”，使中国以后的外交处于极被动的地位。其实清政府也非常清楚此事（承认日俄有权设置铁道守备队）非同小可，所以一听说日俄朴茨茅斯条约列有此项条款，就立即训令驻美公使提出抗议 。当时日本政府也清楚这种要求颇有些“过分”。所以尽管它在日俄朴茨茅斯条约附约中列有“两缔约国为保护各自在满洲的铁路，保留设置守备队的权利。” 但在同年十月二十七日的内阁决议（就满洲问题和清政府交涉的基本条件）中，却换了口气，其中第三条为：“当日本政府认定清政府已能完全保护在满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及企业时，将与俄国同时撤退其铁道守备队”。 在“北京会议”交涉过程中，小村寿太郎自己也承认“铁道守备队”的撤退问题是经双方全权代表十数次会谈后留下的无论如何难以达成妥协的问题之一。 “东三省事宜交涉”（北京会议）共进行了二十一次会谈，“铁道守备队”问题从第十五次会谈开始，经过第十六、十七、十八二十，一直到第二十一次会谈，才最终达成协议。从最后商定的条款，我们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据理力争的痕迹。不过由于人家强兵压境，当时的国际秩序又是“弱肉强食”。常言到：“弱国无外交”，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过分责怪中方交涉的当事人。从最后的条款，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在华“铁道守备队”驻留权是多么勉强。对照清政府明确允诺俄国对日本转让铁道权益和租借地权益，我们还会发现“东三省事宜条约附约”的有关铁道守备队条文并不构成对日俄朴茨茅斯条约附约相关条款的承认，只是鉴于“铁道守备队”驻留的事实，敦促其尽快撤退而已。所以，如果说日本“铁道守备队”驻留有“合法”的依据，那最多不过是有条件的“暂驻”。

四、满铁区域“行政权”问题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区包括“旅大租借地”（日本后来称其为关东州）和“满铁区域”。由于中俄原约已将“旅大租借地”绝大部分“权益”（包括治权和陆海军调度权）授予俄国，后来“东三省事宜条约”又承认俄国将这些权益转让给日本，所以日本在旅大租借地的“权益”以后并未成为中日纠纷的焦点。即使日本越权将租借地等同于殖民地来进行统治，并不顾中俄原约约定“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设立关东都督府，清政府及以后的袁世凯政府也都无之奈何。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日本在满铁区域内的“行政权”问题。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在述及满铁区域“行政权”时写到：“日本用南满铁路名义管理铁路地区。几个城市，和居民稠密如沈阳长春之大部都在该地区之内。日本在这铁路地区内管理警察、税收、教育和公用事业。南满各地驻扎日本军队，如租借地内的关东军，铁路地区内的守备队，以及各处的领馆警察。……上述日本在南满的种种权利，表明满洲境内中日间政治、经济、法律关系具有特殊性质。这种情形，世界上似确无可比拟。一国在其邻国的领土内享有这样广大的经济，行政特权，实乏他例”。 这可以作为“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满铁区域行使权利的“公允”描述，代表国联、代表西方列强、代表传统国际法秩序的国联调查团报告只是就事论事，也情不自禁地使用了“无可比拟”和“实乏他例”来形容日本在铁路区域行使权利的广泛性。尽管调查团并没有提及这种非常权利是合法享受，还是非法窃夺；或哪些合法，哪些非法。但我们透过字里行间，似乎可以体会到调查团的基本倾向。当然我们不能靠推测来研究历史，那么，还是让我们追本溯源，从中俄原约来考察俄国在铁路区域应享有的“合法”条约权益（即日本所能合法“继承”的权益）。
“满铁区域”日本称其为“满铁附属地”，英文为：The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Areas.一般意义上的“铁路区域”（又称“铁路用地”、“铁路地界”、“铁路地带”等）是指铁道两旁的路权而言。工业革命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鼓励私人建造铁路，曾批准将铁路两边一定距离的土地使用权一同授予铁路公司。但由于国家、地形、时代、公司等各种原因，授权的距离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常常出现沿线宽度不一的情况。所以“铁路区域”的实际界限只能依据相关的合同或契约而定。根据前述“铁路权益”，中国政府同意将“建造、经理和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及“在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所需之地” 划为铁路附属地。另外，亦同意将铁路经过地方官有林地和煤矿采伐权有条件地授予铁路公司 。从这个意义上说， “铁路附属地” 最多只能包括上述两部分。遗憾的是“东省铁路合同”和“南满枝路合同”都只做出原则规定，而没有划定明确的界限。最后，“满铁区域”的范围到底应该多大，由于日本持强凌弱，中国常常处于被动。但若明显与上述两部分相矛盾的地区日本总是理亏。
在搞清“满铁区域”这一概念以后，我们进一步要探究的是“满铁区域”的行政权问题。前引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所述日本在“满铁区域”行使如此广泛的行政权，其条约依据到底如何呢？我们再来看看中俄原约。因“南满枝路合同”载明具体细节依“东省铁路合同”各点办理，而“东省铁路合同”中关于“铁路附属地”权益有如下规定：
“第五条 凡该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至于经理铁路等事需用华洋人役，皆准该公司因便雇觅。
第六条 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需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所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与，不纳地价；若系民地，按照时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概不纳地税，由该公司一手经理。准其建造各种房屋工程，并设立电线，自行经理，专为铁路之用。除开出矿苗处另议办法外，凡该公司之进项，如转运搭客货物所得票价，并电报进款等项，概免纳一切税厘。
第七条 凡该公司建造修理铁路所需料件应免纳各项税厘。
第八条 凡俄国水陆各军及军械过境由俄国转运经此铁路者，应责成该公司迳行运送出境。除转运时或必须沿途暂停外，不得借故中途逗留。”
另“南满枝路合同”的权源条约《旅大租地条约》第八款规定：
“中国政府允以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所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建造铁路之理，而今自画此约日起推及由该干路某一站至大连湾或酌量所需亦以此理推及由该干路至辽东半岛营口鸭绿江中间沿海较便地方筑一枝路。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即一八九六年东省铁路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枝路确实照行。……惟此项让造枝路之事永远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
“南满枝路合同”原本应依“东省铁路合同”之理，但签订合同时，俄国又在原权益基础上获得如下特权：
“按照光绪二十三年中国允准公司开采木植煤?为铁路需用，现准公司在官地森林内自行采伐。每株缴价若干，由总监工或其代办与地方官公同酌定，惟不得过地方时价。……并准公司在此枝路经过一带地方开采建造经理铁路所需用之煤矿，计斤纳价，由总监工或其代办与地方官公同酌定，不得过别人在该地采煤所纳之税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