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中的罪数认定/石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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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格鲁吉亚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领事条约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３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６年１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格鲁吉亚共和国，
　　本着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
　　决定缔结本领事条约，并为此目的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定义

　　第一条　定义
　　就本条约而言，下列用语具有以下意义：
　　（一）“领馆”指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代理处；
　　（二）“领区”指为领馆执行领事职务而在接受国设定的区域；
　　（三）“领馆馆长”指受派遣国委派领导一个领馆的人员；
　　（四）“领事官员”指受委派以此身份执行领事职务的人员，包括领馆馆长；
　　（五）“领馆工作人员”指在领馆内从事行政、技术或服务工作的人员；
　　（六）“领馆成员”指领事官员和领馆工作人员；
　　（七）“私人服务人员”指受雇用专为领馆成员私人服务的人员；
　　（八）“领馆馆舍”指专供领馆使用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所使用的土地，不论其所有权属谁；
　　（九）“领馆档案”指领馆的一切文书、文件、函电、明密码、簿籍和技术性工作器材，以及用来保存和保护它们的器具；
　　（十）“派遣国国民”指任何具有派遣国国籍的自然人和派遣国法人；
　　（十一）“派遣国船舶”指按照派遣国法律有权悬挂派遣国国旗的船舶，不包括军用船舶；
　　（十二）“派遣国航空器”指在派遣国登记并标有其登记标志的航空器，不包括军用航空器。

　　　　　　　　第二章　领馆的设立和领馆成员的委派

　　第二条　领馆的设立
　　一、派遣国须经接受国同意才能在该国境内设立领馆。
　　二、领馆的所在地、等级和领区的确定，以及与此有关的任何变动，须经派遣国和接受国双方同意。

　　第三条　领馆馆长的任命和承认
　　一、在任命领馆馆长前，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确知，接受国将会同意承认该人员领馆馆长的身份。
　　接受国如不同意，无需说明理由。
　　二、经同意后，派遣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向接受国递交任命领馆馆长的任命书或照会。任命书或照会中应载明领馆馆长的全名、职衔、领馆所在地、等级和领区。
　　三、接受国在接到任命领馆馆长的任命书或照会后，应尽快发给领馆馆长领事证书或以照会通知领馆馆长准许其执行职务。
　　四、领馆馆长在接受国书面确认后即可执行职务。在确认前，经接受国同意，领馆馆长可临时执行职务。
　　五、接受国确认领馆馆长的任命或准许其临时执行职务后，应立即通知领区内主管当局，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领馆馆长能执行职务，并享受本条约规定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条　暂时代理领馆馆长职务
　　一、领馆馆长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或其职位空缺时，派遣国可指派该领馆或驻接受国的其他领馆的一位领事官员或驻接受国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员为代理领馆馆长。派遣国应事先将代理领馆馆长的全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
　　二、代理领馆馆长享有本条约规定的领馆馆长应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三、被指派为暂时代理领馆馆长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根据其外交身份应享有的外交特权和豁免。

　　第五条　到达和离境的通知
　　一、派遣国应将下列事项书面通知领馆所在地主管当局：
　　（一）领馆成员的全名、职衔和他们的到达、最后离境或职务终止的日期，以及他们在领馆任职期间职务上的变更；
　　（二）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和私人服务人员的到达和最后离境的日期，以及他们在身份上的变更。
　　二、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发给领馆成员及其家庭成员相应的身份证件。

　　第六条　领事官员的国籍
　　领事官员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的永久居民。

　　第七条　领事证书的撤销和终止承认
　　一、接受国可在任何时候，通过外交途径通知派遣国某一领事官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某一领馆工作人员为不可接受的人，而无需说明理由。遇此情况，派遣国应将其召回。
　　如派遣国在合理期间内不履行此项义务，接受国可相应地撤销其领事证书或不再承认其为领馆成员。
　　二、被任命为领馆成员的人员，在他未到达接受国领土前，或已在接受国内，但尚未在领馆执行职务时，均可被宣布为不可接受的人。遇此种情况，派遣国均应撤销其任命。

　　　　　　　　　　　　　第三章　领事职务

　　第八条　领事官员的职务
　　领事官员的职务是：
　　（一）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权益，并向派遣国国民提供帮助；
　　（二）增进派遣国和接受国之间的贸易、经济、文化、体育、科技和旅游等关系的发展；
　　（三）用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政治、贸易、经济、文化、体育和科技等方面的情况，并向派遣国政府报告；
　　（四）执行派遣国授权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的其他职务。

　　第九条　有关国籍和民事登记的职务
　　一、领事官员有权：
　　（一）根据派遣国的法律接受有关国籍问题的申请；
　　（二）登记派遣国国民；
　　（三）登记派遣国国民的出生和死亡，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根据派遣国法律发给相应的证明；
　　（四）在与接受国法律规章不相抵触的情况下，根据派遣国法律规章办理双方均为派遣国国民的结婚手续并颁发结婚证书。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免除当事人遵守接受国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十条　颁发护照和签证
　　领事官员有权颁发、延长、吊销护照、入境、入出境、过境和其他签证以及类似证件，并办理加签手续。

　　第十一条　公证和认证
　　一、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领事官员有权：
　　（一）应任何国籍的个人要求，为其出具在派遣国使用的各种文件；
　　（二）应派遣国国民的要求，为其出具在接受国境内或境外使用的各种文件；
　　（三）把文件译成派遣国或接受国的官方文字，并证明译本与原本相符；
　　（四）认证派遣国或接受国主管当局所颁发的文件；
　　（五）起草、证明和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遗嘱；
　　（六）起草和证明派遣国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但这些文书和契约不得违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并不得涉及不动产权利的确定或转让；起草和证明一方为派遣国国民，另一方为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文书和契约，仅以这些文书和契约涉及在派遣国的财产或权利和涉及必须在该国审理的案件为限，但以这些文件和契约不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为条件；
　　（七）证明派遣国国民在各种文件上的签字；
　　（八）临时保管派遣国国民的财产和文件，惟这种保管不得违反接受国法律规章。
　　二、领事官员根据本条第一款规定起草、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只要符合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在接受国应被视为与接受国主管当局和机构起草、证明或翻译的文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意义和证明效力。
　　如接受国法律规章需要，这些文件应予认证。

　　第十二条　同派遣国国民联系
　　一、领事官员可同派遣国国民会见和联系，提出建议和给予各种协助，包括采取措施给予法律帮助。
　　领事官员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协助查寻永久居住或临时居住在接受国境内的派遣国国民的下落。
　　接受国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派遣国国民同领馆联系和进入领馆。
　　二、遇有派遣国国民在领区内被逮捕、被拘留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在发生上述情况后尽快通知领馆。
　　三、领事官员有权探视被逮捕、被拘留、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或监禁的派遣国国民，同其联系和会见，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国主管当局对领事官员探视该国民的请求应在通知后三日内作出安排。以后在合理期限内继续提供探视机会。
　　四、接受国主管当局应立即将本条第一、三款规定的权利通知被逮捕、被拘留或被以其他方式剥夺自由的派遣国国民。
　　五、本条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应依接受国法律规章行使之。但接受国法律规章的适用不应限制本条规定的权利的实施。

　　第十三条　监护和托管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在接受国境内永久居住的派遣国国民需要监护人或托管人时，应通知领事官员。
　　二、领事官员应就本条第一款所指事项同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合作，必要时，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推荐监护人或托管人。
　　三、如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认为，由于某种原因被推荐的人作为监护人或托管人是不可接受的，领事官员可另行推荐。

　　第十四条　代表派遣国国民
　　遇有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保护自己在接受国内的权益时，领事官员无须受专门委托即可在接受国法院和其他机构面前代表该国民或为其安排适当代表，直至该国民指定了自己的代表或本人能自行保护其权益时为止。

　　第十五条　保护遗产的措施
　　一、接受国主管当局获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任何情况下的死亡时，应尽快通知领馆，并应领馆请求提供死亡证书或其他证明死亡的文件副本。
　　二、如死亡的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遗有财产，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有关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有无遗嘱的情况。
　　三、当接受国主管当局清点和封存本条第二款所述遗产时，领事官员可请求准其在场。
　　四、如派遣国某一国民有权继承或受领一位任何国籍的死者在接受国的遗产，且该国民不在接受国境内，接受国主管当局如获悉该国民是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应通知领馆。
　　五、派遣国国民不在接受国时，领事官员有权代表他从法院、其他当局或个人领取因某人死亡而应付给该国民的现款或其他财产，包括遗产、应支付的赔偿金和因保险而得的偿金，并将这些现款和财产转交给该国民。
　　六、遇有派遣国国民在接受国临时逗留期间死亡，如死者在接受国无亲属或代表，且其遗留物品未涉及其逗留期间所承担的义务，领事官员有权领取、保管和转交其遗留物品。

　　第十六条　协助派遣国船舶
　　一、领事官员有权对在接受国领区内内水、领海，包括港口和其他停泊处的派遣国船舶及其船长和船员提供帮助，并有权：
　　（一）在船舶获准同岸上自由往来后，登访船舶，听取船长有关船舶、货物及航行情况的报告，而船长和船员亦可同领事官员联系；
　　（二）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调查船舶航行期间发生的事故；
　　（三）在不妨害接受国主管当局权力的情况下，按照派遣国的法律规章，解决船长与船员之间的争端，包括有关工资和劳工合同的争端；
　　（四）必要时，为船长或船员安排就医或返回本国；
　　（五）接受、查验、出具、证明或认证与船舶有关的文件；
　　（六）遇船舶是在国外获得的，可发给有权悬挂派遣国国旗航行的临时证书。
　　二、领事官员在执行本条规定的职务时，可请求接受国主管当局给予帮助和协助。

　　第十七条　对派遣国船舶实行强制性措施时的保护
　　一、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如欲对派遣国船舶或在派遣国船舶上采取强制性措施或进行正式调查时，应事先通知领馆，以便领事官员或其代表能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到场。如情况紧急，不能事先通知，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在采取行动后立即通知领馆，并应领事官员的请求尽快提供所采取行动的全部情况。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在岸上就第一款所述情况对船长或船员所采取的同样的行动。
　　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接受国主管当局进行的有关护照、海关、检疫和移民的例行检查。
　　四、在未违反接受国有关安宁和安全法律规章的情况下，接受国主管当局不得干涉派遣国船舶上的有关船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劳务关系、船上纪律和其他有关船舶的内部措施。除非应领事官员或船长的请求，或征得其同意，方可采取措施。

　　第十八条　帮助发生海损事故的派遣国船舶
　　一、遇派遣国船舶在接受国内水、领海或其附近海域遭受海损事故、搁浅或其他重大事故，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快通知领馆，并通知为抢救船上乘客和船员、船舶、货物及其他财产所采取的措施。
　　二、领事官员有权采取措施向发生事故的派遣国船舶、船员和乘客提供帮助，并可为此请求接受国当局给予帮助。
　　三、如果失事的派遣国船舶或属于该船的物品或所载的货物处于接受国海岸附近或被运进接受国港口，而船长、船主、船公司代理人或保险代表均不在场或无法采取措施保存或处理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尽速通知领馆。
　　领事官员在未受专门委托的情况下，可代表派遣国船主对失事船舶及其失散财产采取保存或处理的措施。
　　四、如失事的派遣国船舶及其货物、设备和食品不在接受国境内出售或交付使用，接受国不应征收关税或其他类似费用。

　　第十九条　派遣国航空器
　　本条约第十六、十七和十八条关于派遣国船舶的规定，同样适用于派遣国航空器。

　　第二十条　领事规费
　　领馆可在接受国境内收取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的领事规费。

　　第二十一条　在领区内外执行领事职务
　　领事官员只能在其领区内执行职务。经接受国同意，领事官员也可在其领区外执行领事职务。

　　第二十二条　同接受国当局联系
　　为执行职务，领事官员可同领区的主管当局以及同接受国的中央主管机关联系，但应以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的许可范围为限。

　　第二十三条　使馆执行领事职务
　　一、派遣国使馆应将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的全名和职衔通知接受国外交部。
　　二、本条约对领事官员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对派遣国在接受国外交代表机构中被指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也适用。
　　三、被指派执行领事职务的外交官员继续享有按照其外交官身份所享有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第四章　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四条　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便利
　　接受国应为领馆执行职务提供充分的便利，确保领馆成员得到保护，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领馆成员得以执行任务并依照本条约的规定享有特权和豁免。

　　第二十五条　领馆馆舍和住宅
　　一、在接受国法律规章允许的范围内，派遣国或其代表有权购置、租用、建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用作领馆和领馆成员住宅的建筑物或部分建筑物及其所使用的土地，但领馆成员为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的住宅除外：
　　二、接受国应为派遣国按本条第一款所述方式获得领馆馆舍提供帮助，必要时，还应协助派遣国为其领馆成员获得适当的住宅。
　　三、本条第一款规定并不免除派遣国必须遵守土地、建筑物、部分建筑物和附属用房所在地区有关建筑和城市规划的法律规章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国旗和国徽的使用
　　一、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装置国徽和用派遣国与接受国文字书写的馆牌。
　　二、派遣国有权在领馆所在之建筑物上、领馆馆长寓邸和领馆馆长执行公务时所乘用的交通工具上悬挂派遣国国旗。
　　三、在施行本条规定的权利时，应顾及接受国的法律规章和习惯。

　　第二十七条　领馆馆舍和领事官员的住宅不受侵犯
　　一、领馆馆舍不受侵犯。接受国当局未经领馆馆长或派遣国在接受国的使馆馆长、或上述两人中一人指定的人的同意，不得进入领馆馆舍。
　　二、如遇领馆馆舍发生火灾或其他危及接受国国民、财产及临近馆舍的建筑物安全的自然灾害时，这种同意应在最短的适当期限内作出。
　　三、领馆和领馆成员的交通工具享有免受搜查、扣留和执行措施的豁免。
　　四、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坏，并防止扰乱领馆的安宁或损害领馆的尊严。
　　五、本条第一、四款的规定也适用于领事官员的住宅。

　　第二十八条　领馆档案不受侵犯
　　领馆档案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均不受侵犯。

　　第二十九条　通讯自由
　　一、接受国应准许并保护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通讯自由。领馆同派遣国政府、派遣国使馆和派遣国其他领馆进行通讯，可使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明密码电信，外交信使或领事信使，外交邮袋或领事邮袋。领馆须经接受国许可才能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
　　二、领馆的来往公文函电不受侵犯。领事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领事邮袋须加密封并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但以装载公文、资料和专供领馆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三、领事信使只能是派遣国国民，且不得是接受国永久居民。领事信使应持有证明其身份的官方文件。领事信使在接受国境内享有同外交信使相同的权利、特权和豁免。
　　四、领事邮袋可委托派遣国航空器的机长或派遣国船舶的船长携带。该机长或船长应持有载明邮袋件数的官方文件，但不得视为领事信使。经与接受国有关当局商定，领事官员可直接并自由地向机长或船长接交领事邮袋。

　　第三十条　行动自由
　　在不违反接受国为本国国家安全考虑而制订的禁止或限制进入某些区域的法律规章的情况下，应准许领馆成员在领区内自由通行。

　　第三十一条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
　　领事官员人身不受侵犯，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接受国应对领事官员予以应有的尊重，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其人身、自由和尊严受到侵犯。

　　第三十二条　管辖的豁免
　　一、领事官员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管辖，但下列民事诉讼除外：
　　（一）未明示或未默示以派遣国代表身份所订契约引起的诉讼；
　　（二）因车辆、船舶或航空器在接受国内造成损害，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
　　（三）在接受国境内的私人不动产的诉讼，但以派遣国为领馆之用所拥有的不动产不在此列；
　　（四）作为私人，而不是代表派遣国以遗嘱执行人、遗产托管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身份所涉及的诉讼；
　　（五）公务范围以外在接受国从事的任何专业或商业活动所涉及的诉讼。
　　二、接受国如对本条第一款所列案件采取执行措施时，应不损害领事官员的人身和住宅不得侵犯权。
　　三、领馆工作人员执行公务免受接受国刑事、民事和行政的管辖，但本条第一款第（一）、（二）项的民事诉讼除外。
　　四、除非根据法院当局对领馆工作人员按接受国法律应予惩罚的行动出示的起诉书，或根据业已产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书，领馆工作人员不受逮捕并不得以任何形式剥夺其自由。
　　如对领馆工作人员实行逮捕或拘留时，接受国应立即通知领馆馆长。

　　第三十三条　作证
　　一、领事官员无以证人身份作证的义务。
　　二、领馆工作人员可被请在接受国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提供证词。但他可以就执行公务所涉及情况拒绝作证。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领馆工作人员采取任何强制措施。
　　三、接受国主管当局要求领馆工作人员作证时，应避免妨碍其执行公务。在可能情况下，可在领馆馆舍或其寓所录取证词，或接受其书面陈述。

　　第三十四条　劳动义务和军事义务的免除
　　领馆成员应免除接受国任何形式的劳动义务、公共服务及军事义务。他们亦应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关于外侨登记、居住许可、就业许可（如属执行派遣国公务）的一切义务，也可免办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外侨规定应办理的其他类似手续。

　　第三十五条　领馆的免税
　　一、派遣国或派遣国代表以任何方式拥有或租用的领馆馆舍和领馆成员住宅以及为获得上述财产而签署的契约或文书，应免纳一切国家、地区和市政捐税。
　　二、派遣国所有或用于领事目的的动产，应免纳税收或其他类似的捐税。
　　此规定也适用于为领事目的而将取得的动产。
　　三、领馆在接受国内收取的领事规费免除一切捐税。
　　四、本条第一、二款的规定不适用于：
　　（一）对特定服务的收费；
　　（二）与派遣国或其代表订立契约的人按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应缴纳的捐税。

　　第三十六条　领馆成员的免税
　　一、领馆成员应免纳接受国课征的一切国家、地区和市政的捐税，但下列项目除外：
　　（一）计入商品或劳务价格中的间接税；
　　（二）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的捐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不在此限；
　　（三）接受国课征的遗产税、遗产取得税或继承税和让与税，但本条约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者除外；
　　（四）在接受国取得的公务范围外的私人收入的所得税；
　　（五）为提供特定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六）注册费、法院手续费和记录费、抵押税及印花税，但本条约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者除外。
　　二、领馆成员从派遣国领取的工资，应免纳根据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工资征收的税收和其他类似捐税。

　　第三十七条　关税和海关查验的免除
　　一、接受国依照本国法律规章应准许下列物品进出口，并免除一切关税，但保管、运输及类似服务费除外：
　　（一）领馆公用物品包括交通工具；
　　（二）领事官员的私用物品；
　　（三）领馆工作人员初到任时运入的私用物品、包括家庭设备用品。
　　二、本条第一款第（二）、（三）项所述物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直接需要的数量。
　　三、领事官员的个人行李免受海关查验。接受国主管当局只有在有重大理由认为行李中装有不属本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物品，或为接受国法律规章禁止进出口的物品、或为检疫法所管制的物品时，才可查验。查验必须在有关领事官员或其代表在场时进行。

　　第三十八条　领馆成员的遗产
　　遇领馆成员或其家庭成员死亡时，接受国应：
　　（一）准许将死者的动产运出境外，但死者在接受国境内获得的，死亡时禁止出口的动产除外；
　　（二）对死者纯系因在接受国担任领馆成员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带入和在接受国取得的动产，免除任何国家、地区或市政的遗产税或动产继承税。

　　第三十九条　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之特权和豁免
　　除本条约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者外，领事官员和领馆工作人员的家庭成员分别享有领事官员和领馆工作人员根据本条约规定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条　不享受特权和豁免的人员
　　一、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永久居民的领馆工作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但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者除外。
　　二、身为接受国国民或接受国永久居民的领馆成员的家庭成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三、私人服务人员不享有本条约规定的特权和豁免。

　　第四十一条　特权和豁免的放弃
　　一、派遣国可放弃本条约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领馆有关人员所享有的特权和豁免。但每次放弃应明确表示，以书面通知接受国。
　　二、根据本条约规定享有管辖豁免的领馆成员如就本可免受管辖的事项主动起诉，则不得对同本诉直接有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
　　三、在民事或行政诉讼程序上放弃管辖豁免，不得视为对司法判决执行的豁免亦默示放弃。此种放弃须另行书面通知。

　　第四十二条　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
　　一、根据本条约享有特权和豁免的一切人员，在其特权和豁免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均应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包括有关交通工具管理和保险的法律规章。他们也负有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义务。
　　二、凡系派遣国国民的领馆成员除了执行公务外，不得在接受国内从事其他职业或商业活动。

　　　　　　　　　　　　　第五章　最后条款

　　第四十三条　本条约的批准、生效和终止
　　一、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二、除非缔约一方在六个月前以书面方式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条约，则本条约应继续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在第比利斯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格鲁吉亚文和俄文写成，三种文本同等作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格鲁吉亚共和国
　　　　全　权　代　表　　　　　　　　　　　　　　全　权　代　表
　　　　　李　景　贤　　　　　　　　　　　　　　　梅纳加里什维利
　　　　　（签　字）　　　　　　　　　　　　　　　　　（签　字）
作为人类实施环境管治最严厉措施的环境刑法，是随着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发展的。从世界范围看，以刑法惩处环境违法行为的激进观点，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得以提出。虽然国际刑法学会等诸多组织对此持比较保守的观点，曾经一再警告不要在时机成熟之前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动刑，但是西方工业国家在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逆现代刑法非犯罪化的潮流而上，率先进行了大规模的环境刑事立法。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束缚和毁灭性后果，因此也对环境刑事立法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

作为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产物，环境刑法已然对现代刑法理念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然而，从实际效果看，环境刑法终究无力破解人类社会对生态环境侵害“有组织不负责任”的困局，立法上的激进终究不敌执法和司法上的保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刑事立法终究难逃执法不力或司法衰微的厄运，对于扭转工业文明时代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收效甚微，更无力消减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疑虑。

环境犯罪本质上是发展主义尤其是唯发展主义的“原罪”，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产物，是发展本身的必要性、阶段性和必然伴随的破坏性所引发的环境大生态系统的紊乱所无法避免的，因而除了局部性、个别性之外，同时也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在尚未超越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环境观和唯发展主义发展观的背景下，在尚未厘清环境伦理观念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合理阈限的情况下，环境刑法的运用是仓促而粗糙的。这与其说是暴露了人类应对生态环境问题“黔驴技穷”的尴尬，毋宁说暴露了人类面临生态环境危机“病急乱投医”的窘迫。环境刑法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不合时宜也因此暴露无遗。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创造经济发展的“世界奇迹”背后，也伴随着环境问题的隐痛，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国1997年刑法首次专门设立“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强化了对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刑法修正案(八)则进一步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确立了刑法对环境权的直接保护。

但是，从历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看，偌大的中国，每年作出判决的环境犯罪案件数基本上只有一位数，犯罪黑数明显太大，环境刑法对环境犯罪的规制明显乏力。而司法适用难也只不过是我国环境刑法诸多困境的“冰山一角”，环境刑法在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应有功能远未发挥。

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环境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公诉方基本上无力证明污染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环境犯罪问题上如果固守现代刑法“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会使环境刑法形同虚设。于是，主张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司法上采取推定因果关系的激进观点呼之欲出。

对此，反对者无不忧心忡忡。因为，如果激进地在立法上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不仅有违现代法治理念中的无罪推定原则，有伤害人权保障原则之嫌，也有违刑法谦抑和节俭的原则，还会导致“泛犯罪化”的倾向，使刑法本身琐碎化，与现代刑法理念格格不入;如果激进地在司法中采取推定因果关系原则，则会遭致“司法绑架科学”的诘难，而且司法的严谨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可能会降低企业革新与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又会遭致“司法阻碍发展”的指责。

这启迪我们，环境刑法学的研究首先需要回答的就是环境刑法介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正当性问题，因而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既是环境刑法观念正当性、科学性论证的逻辑起点，也是环境刑法制度合理化、精细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通过环境观和发展观的反思才能科学回答这一问题，从而为环境刑法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进而通过现代伦理观和现代法治观的反思才能厘清环境伦理观念的正当根据和现代刑法理念的合理阈限，从而明确环境刑法的时代使命和价值取向，再进一步通过环境犯罪论、刑事责任论和罪刑各论的反思，重建环境刑法的理论体系和对应的制度体系。而当务之急则是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一条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党中央与时俱进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是在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智慧并反思工业文明与现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理论创新。它以人、自然和社会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及环境保护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重构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内核和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

环境刑法深层次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的终极问题，环境刑法本身无力回答但又必须回答，这就需要借助“外力”的支持。生态文明理念正是环境刑法回答这一难题可以借助的“外力”，能够引领不合时宜的环境观和发展观从“发展与环境二选一”向“人、自然与社会三合一”转型，使环境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契合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从而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自然、也有利于社会，归根到底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符合“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

于是，“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观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涵，从而实现了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法律之中的逻辑延伸。而在环境保护面临“市场失灵”、“行政失灵”以及环境民事法和环境行政法乏力的情况下，动用环境刑法敦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协调就是必要和正当的，是符合现代法治的逻辑进路的，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理念在环境刑法之中的逻辑延伸。

健全的环境法律制度不仅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标志，而且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最后屏障。总结三十余年来我国环境法律制度建设的成败得失，剖析环保法治运行中“没有大错、也无大用”的立法因素、“左右为难、夹缝执法”的行政因素、“非不能为、实不欲为”的司法因素和“企业违法、公众无奈”的关联主体因素，我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机制的构建亟须突破目前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之中诸多不利因素犬牙交错、相互掣肘的困境，亟须为环境法治建设寻找新的突破口。

环境刑事法治不仅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治建设的“制高点”和“总控阀”。因而，环境刑法可以当仁不让地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机器”。以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为环境法治建设的突破口不失为明智之举。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制度创新不仅能够带动环境法制的整体进步、重组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还能够牵引环境管治模式的法治化改良并倒逼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态化变革。

总之，在生态环境的刑法保护问题上，既要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保守思维，也要避免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将环境刑法引向过于激进而不切实际的道路，而应以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环境刑法的观念变革，超越环境危机中刑法变革的激进与保守之争，让环境刑事立法、执法与司法分工协作，逐步实现人类正义和生态正义的协同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环境刑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也有利于为环境危机中的刑法制度创新提供科学指导。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应用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