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丁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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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新时期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与创新

王泗友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新时期公安工作现装和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与创进行了探讨，作了较深入的论证和剖析。
关 键 词　 队伍建设　 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80年的历史雄辨地证明，无论是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还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和平时期；是在社会主义商品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强大威力。它不仅能够启发人民警察的思想觉悟，调动和发挥人民警察的工作积极性，而且能够引导人民警察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增强甄别是非、明辩真伪的能力。在增强凝聚力、战斗力方面更体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优势。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选择与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尤显重要。如何以开拓的思路、创新的视角，顺应新的潮流、适应新的形势，兴利除弊、推陈出新，充分发挥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使人民警察能够以新的思维和姿态，迎接更加严峻的挑战，是摆在我们每个共产党人和公安政工干部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选择与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客观依据
（一）选择与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由工作对象的心理需求所决定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已经不仅仅为了目前对生命的需要的东西的追求，而且要探求世界的秘密，改造客观世界为自己服务，因而要求认识世界的本质，要求认识和掌握客观事物规律。因而，对人来，实物或现象可以引起反射，语言也可以代替实物引起同实物同样效果的反射。在《三国演义》中有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就是利用语言代替实物进行刺激的生动例子。所以说，在实际工作中，特别是领导干部，“又要马儿跑得好，又不让马儿吃饱”，不考虑办事人员的工作强度，不照顾职工的切身利益，不体衅民警的苦辣酸辛，就连一句安抚、慰问的话也不想说，下级能为你死心踏地的“树碑立传”吗？许多工作人员负重拼搏、劳民伤财、叫苦不迭，心理上不能得到慰籍，造成逆反心理，工作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全是为应付领导。能说你这个地方的治安工作，常委放心、群众满意吗？
（二）选择与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由工作对象的进取精神所决定的。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都是有差别的，要根据工作对象的动态性和差异性来决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要充分权衡工作对象的性格特征、利益取舍以及进取精神，因人施教、因势利导、讲究方法、循循善诱，要特别讲求针对性、务求实效性，尽量不耍生搬硬套、生硬灌输，要充分考虑工作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比如，有的人有强烈的自尊心和进取心；有的人又安于现状、与世无争，对任何事情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对于前者，切不能唠唠叨叨，也无需正面激励，采取反激励的方法和调动他的工作积极性，达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预期目的。相反，如果用这种方法对待与世无争、不思进取的人，效果恐怕拾得其反，对这种人就要采取适当的理论灌输教育模式。
（三）选择与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由工作对象情绪易变的性格特点所决定的。
在实际工作中，工作对象情易变的性格特点切不可忽视，稍有？忽或者工作方法不当，就会造成人心向背，给工作带来阻力。比如，有的同志思想情绪正常时，用以理服人的方法很能奏效，可是当他的思想产生波动、出现反复的情况时，用同样的方法就不能起什么作用。因此，注意工作对象的情绪易变性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每个政工干部要随时注意观察工作对象情绪易变的性格特点，要具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要做基层民警的贴心人，想为民警所想，急为民警所急，多与民警交心谈心，视民警的疾苦为自己的疾苦，视民警的困难为自己的困难。
（四）选择与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是由政工干部工作方法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所决定的。
在长期的公安工作实践中，不难看出，世界上滑万能的方法，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比如，谈心对话的方法，是针对某个问题或某个人的情况采取交流、问答的形式进行，很难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也就是说，不能用这种方法替集中授课、报告演讲等形式。因为，集中授课是用系统的思想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对人们进行灌输；而谈心、对话则是用具体的道理，从微层观的角度对人们进行说理。正因为这种方法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同时又要弥补各种方法的不足，综合各种方法的优势，全面地对人们进行教育。
二、选择与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基本要求
（一）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必须合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和任务。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征服大自然的能力。其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才流动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在思想教育人、培养人、鼓舞人、造就人。要达到这一目的，完成这一任务，除了引入正确的宣传内容外，还要运用正确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把方法与目的、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有的政工干部满足于即时性，解决当时问题，忽视了方法的选择。直到现在，有的同志仍然采取“你说我听，你讲我办”单向而机械的教育模式，满篇大道理，不是从实际出了，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很显然，这就没有把方法的选择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结合起来，也不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
此外，做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把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结合起来。趣味性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如果只用趣味性业迎合对方，只会是以乐而乐，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所以，在方法的选择上，一定要选择既能使对方接受又能有利于对方思想觉悟和思想认识提高的科学方法，这样才能符合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
（二）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必须符合人的思想行为的活动规律。
“人的需要是人的思想行为的原动力”。满足需要即是一个人行为的出发点，又是他的归宿点。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因此，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与创新必须符合人的这些客观需要。比如，自尊是人的精神需要。从心理学上讲，容人之过、扬人之长不仅能够满足有过失者或有错误者自尊心，而且能够使他自觉地认识到得到了领导的信任，他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迸发更大的创造力和工作热情。如果只是一味地批评、指责，不仅会使他心灰意冷、委靡不振，打击积极性，还会出现一些过激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这就说明，人的思想行为规律决定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决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因此，方法的选用应当根据人的思想行为规律来确定，任何离开思想行为规律而臆想出来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工作对象难以接受也根本行不通。
（三）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选择必须综合运用、综合治理。
人的思想品质道德情操是通过外界的影响作用于人的大脑形成和变化的。外界影响就是指受党团组织、所在单位、社会环境、家庭因素的影响。同时，影响人的思想、支配人的行为、制约人的社会关系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也、有政治、经济、自然和社会方面错综复杂的因素。所以说，人的思想行为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因而，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运用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所谓综合治理，就是说除了党组织和政工机构开展工作以外，还在发挥政工干部以及各职能部门政治教（指）导员的作用，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手段，综合运用、综合治理。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工作、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互相作用、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共同发展和进步。
三、选择与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基本途径
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选择与创新是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的过程，在认识中实践，在实践中认识，在实践中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多种多样，如灌输、沟通、激励、渗透、自我教育等，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要灵活应用，从实际出发，因人施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并寻求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基本途径：
每个政工干部，要引导工作对象在长期思维活动中，培养良好的思维模式，逐步克服不良的思维方式。尽力去掉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形而上学的、孤立的、僵化的、有碍于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思维方式，努力实现由传统思维方式向现代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面临主客体关系方面，在从单向灌输型方法向交流型方法转变；在实施公安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方面，要从集中型方法向集中与分散型方法转变；在公安思想政治工作运用的空间方面，要从单项型方法向综合型方法转变；在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信息依附的载体方面，要实现由“真空传播”向载体传播的转变；在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客体对工作信息的接受心理方面，面临着从显型方法向显型与隐形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在增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运用的实效方面，要从单纯定性型方法几定量型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在开展公安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针对性更强，措施更有力，方法更得当，效果更明显。
四、只有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才能使公安工作立于不败之地
从建党80处风雨历程完全可以证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和政治优势，在各个阶段各个时期都发挥兴足轻重的作用。公安工作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担负着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责任。因此，公安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尤显重要。公安机关的政工干部应该不局限于现有的方法，要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各类学科的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研究和探索富有成效的新途径、新方法。
只的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才能使公安工作立于不败之地。这是因为：
第一，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是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需要。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证明，继承和借鉴是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基础和条件。然而，仅有继承和借鉴是不够的，它只是手段。只有创新才是继承和借鉴的目的，才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进步的真正的强大的动力。江泽民同志在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问题时曾指出：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基础上创新。邓小平同志对此也作过专门论述：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显然，这些论述阐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关系，明确告诫我们，要真正继承和发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要求我们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手段要灵活，原则要讲究，问题要解决，方法要创新。
第二，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是新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的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公安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许多新的、复杂的变化。主要是：
一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新旧体制的转换，新旧利益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新问题新事物的影响；
二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对象观念发生的变化。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对象观念的多方面的变化，主要是主体意识的增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精神需求的多样化等；
三是公安思想政治工作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目前都是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出现。上述这些变化，给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机遇与挑战，对工作方法的选择与创新提出了更严的要求。
实践证明，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只有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不断探索创新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新途径，在迎接挑战中求生存、求发展，才能够保持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够发挥出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应有作用。




　　　　　　　　　　　　　　　本案婚前协议的效力如何认定？

　　　　　　　　　　　　　　　　　　　　黄登雄


案情：
原告李甲、李乙之父李某再婚前有个人财产房屋一套，因欲与被告赵某欲再婚共结连理，为妥善处理婚前婚后财产，于1998年3月，李某与赵某签订了《婚前协议》一份。该协议由李某亲笔书写，李某、赵某共同于落款处签名，约定内容如下：
　　（1）我所欠的伍万元债务由赵某拿出婚前财产5万元给我赔偿，我婚前的私有住宅×巷×幢×号从协议之日起属于赵某个人的婚前财产，任何人无权干涉。
　　（2）今后装修房子的费用与购买家俱资金，均由赵某个人承担。
　　（3）我与赵某婚后创下的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无论哪一方因故，均由健在一方继承，继子女无权干涉。如继子女不孝敬、赡养在世的继父母，就取消其继承权，由健在的老人自由处置、变卖作为生活费用。
　　　　　　　　　　　　　　　　　　　　　　　　　　　　　　立协议人：李某　赵某
　　　　　　　　　　　　　　　　　　　　　　　　　　　　　　　　1998年3月×日
　　
　　签订《婚前协议》的当日，李某向赵某出具“收条”一张，内容如下：今收到赵某给我币伍万元正（作为我婚前清还所欠债务）。落款为：收款人李某。
　　后双方于1998年10月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共同在该房屋内居住，但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手续，直至2005年5月经县房管所登记变更为李某与赵某共有，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和两本“房屋共有权证”，共有人为李某、赵某。另2000年土地部门颁发了该房屋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使用者为李某。2005年12月，李某因交通事故死亡。
　　李某死亡后，李某之子原告李甲、李乙诉至法院，请求确认两原告对父亲的遗产房屋一套拥有继承权，并对该房屋按法定继承在原、被告之间进行分割。被告赵某则认为，在双方签订《婚前协议》并按约付给李某伍万元后，房屋就已归其所有，变更房产证为共有系被继承人李某的私自行为，若不能和解，两原告应清偿其父向赵某婚前所借的伍万元债务后，再分割房产。
　　被告赵某向法庭提交了《婚前协议》及《收条》系李某亲笔书写的司法鉴定书，原告对此予以认可，但赵某未能向法庭证明变更房产证系李某的单独行为。庭审中，原、被告均同意房屋的价值按6万元计算。

问题：
　　1、《婚前协议》关于李某婚前个人财产房屋一套的归属是买卖合同，还是赠与合同？2005年5月变更　　　　房产证为李某与赵某共有的行为应如何认定？该争议房屋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2、争议房屋属于何种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在遗嘱处分财产范围内？
　　3、《婚前协议》关于遗嘱部分的内容是否有效？应按遗嘱继承还是按法定继承？

争论：
　　一、对《婚前协议》关于李某婚前个人财产房屋一套的归属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协议第一条关于房屋的归属应属于房屋买卖合同，在赵某按约定拿了伍万元钱给李某，并且住进该房屋后，该房屋就已归其所有，该争议房屋应当是赵某的个人财产。

　　第二种观点认为：不能孤立地来看《婚前协议》的第一条，应当将第一条与第二条结合来看，两条构成了一份典型的附义务的房屋赠与协议，其内容为：李某将其婚前财产一套房屋赠与赵某，所附义务是赵某拿出婚前财产5万元给李某用于处理债务，并且房屋供两人结婚居住，显然这是典型的附目的、附义务赠与合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对价特征；《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并凭变更后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向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经同级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核实，由同级人民政府更换或者更改土地使用权证书。以上两条规定体现了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不动产所有权的变动须经登记才发生转移，房屋的赠与必须经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后才完成，仅仅签订赠与协议并履行了所附义务，只是在协议双方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房屋的所有权并未转移，所有权仍属于李某。至2005年办理房产变更登记手续时，李某与赵某未按赠与协议的约定将房屋产权完全变更到赵某名下，而是变更为李某与赵某共有，并经房管所颁发了房产证和共有权证，双方的行为属于合同变更法律关系，应当看作是所附义务已履行后，双方以实际行为对原赠与协议进行了变更，变更为李某将其婚前财产房屋的一半赠与赵某，成为夫妻共同财产。该变更行为是双方当时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变更行为合法有效。没有证据证实该房产证变更手续系李某私自办理，而且变更后的房产证就由被告保管，被告称其不知道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或许认为所附义务过重，但赠与本身不以对价为条件，只要双方自愿，所附义务较重也是合法的。因此，在双方签订赠与协议、以实际行为变更赠与协议并办理了房产共有权证等一系列过程后，该套房屋的所有权属于李某与赵某共有，而不是李某或者赵某的个人财产。如果认为该协议是买卖协议而非赠与协议，双方将房产变更为共有的行为也应当看作是双方以实际行为对原买卖合同进行了变更，赵某购买李某婚前个人房屋一半的产权，成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解释为买卖协议很不合逻辑。因此，不管该协议被认定为赠与协议或者是买卖合同，最终双方以实际行为变更后，该房屋均属于李某与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二、对于该争议房屋属于何种夫妻共同财产及如何继承，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争议房屋即使不属于赵某的婚前个人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按照该协议第3条的约定，也应当属于遗嘱处分的财产，由赵某按遗嘱继承，李甲、李乙无权继承。
第二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取得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为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包括夫妻双方劳动所得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财产，除约定归一方所有之外，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种情况为夫妻以协议方式将婚前个人财产约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本案被告与被继承人李某之《婚前协议》中关于“婚后创下的财产属夫妻共同所有”的约定，即属于第一种情况，约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全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谓“创下”即从无到有，从没有财产所有权到取得财产所有权。该约定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案争议房屋在双方再婚前李某即已拥有所有权，显然不属于“婚后创下的财产”，而是属于第二种情况，即双方将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本案争议房产不属于遗嘱处分涉及的财产。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三、关于《婚前协议》第3条中遗嘱内容的效力，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该协议是李某亲笔书写，李某、赵某亲笔签名，遗嘱内容是李某、赵某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该遗嘱内容应为有效，李某、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应按遗嘱继承办理。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继承法》采遗嘱形式法定主义，《继承法》关于遗嘱形式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范，不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遗嘱的形式。《继承法》第十七条只规定了公证、自书、代书、录音、口头五种形式的遗嘱，协议遗嘱并未被继承法确认。遗嘱须体现立遗嘱人设立遗嘱的绝对自由性，遗嘱内容须为立遗嘱人自由、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应当受到任何人的约束、引诱或胁迫。本案中《婚前协议》的遗嘱内容不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名称为“婚前协议”，属于婚前协议的附属部分，署名为具有利害关系的两人名字，其内容体现的是欲建立夫妻关系的两人对婚前、婚后财产协商结果的意思表示，而不是李某个人对自己财产在死亡后进行处分的自由的意思表示。因此，该遗嘱条款不符合我国的继承法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规定，应为无效。该房屋作为李某与赵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在李某死亡后，属于李某遗产部分应按法定继承办理，二原告对该房屋拥有三分之一的继承权。即使认定该遗嘱条款有效，该遗嘱明确将遗嘱继承的遗产范围限定为“婚后创下的财产”，也即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而本案争议房屋属于将婚前个人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不属于“婚后创下的财产　因此，该共有房屋也不在遗嘱处分的范围内，属于《继承法》第二十七条第五项规定的遗嘱未处分的财产，应按法定继承办理。

笔者支持第二种观点。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李某在与赵某结婚之前即1998年3月约定将属于李某婚前的个人房屋附条件地归属赵某，但却于2005年将此房屋变更登记为李某与赵某共有。因约定在前，变更登记在后，故应将变更登记行为视为当初的“婚前协议”双方以变更登记的方式对原“婚前协议”的变更，因此该房屋的所有人应为李某与赵某。赵某支付李某的5万元系“婚前协议”所附之条件，此条件已附房屋的产权变更而变更，且赵某已随房屋的变更登记由争议房屋的无产权人成为了共有人之一，故被告主张的此款不应视为李某所欠之债务。李某与赵某所签婚前协议中，约定婚后所创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一方因故，由健在一方继承的内容有遗嘱的性质，但结合该协议前后内容看，该房屋在协议之前已存在，不属于协议双方婚后所创财产之列，故原、被告现争议的房屋中属于李某的部份应法定继承进行继承，而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是被继承人李某的配偶、子女、父母。本案被继承人李某的法定继承人因父母已不世，故本案继承人为被继承人的配偶赵某、子女李甲、李乙。
　　因双方争议的房屋属于被继承人李某与被告赵某共有，应将属于赵某的一半分出为赵某所有后，余下的一半才属于李某的遗产。为了便于房屋的居住管理，所以应折价分割，其房屋的价值，庭审中双方均同意以6万元计算，故本院以双方认可的价值进行处理。考虑被告赵某与被继承人李某长期共同生活，故适当多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9条、第10条、第13条第一款、第26条第一款、第2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坐落于×县×镇×巷×号×幢×号房屋归被告赵某所有、继承；
　　二、由被告赵某补给原告李甲、李乙应继承房屋份额的折价款各9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