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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构建:中国现代司法决策能力论纲/毛德龙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16:19:06  浏览:9139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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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构建:中国现代司法决策能力论纲

毛德龙


作者简介:
毛德龙,男,1977年3月出生,山东省日照市人,现为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副庭长、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博士研究生。迄今为止,在《现代法学》、《人民司法》等国家核心期刊上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三篇在全国法院学术论文讨论会上获奖,一篇获2004年度广东省法院系统调研成果一等奖。参加过三个课题研究,主持编写著作一部,其中《破产法研究》系司法部重点课题。

论文提要:
司法决策能力是司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决策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方向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当前社会经济转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国正处于一个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机遇期,这些都对我们的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司法决策能力刻不容缓。本文分析了司法决策能力的内涵、理念、程序、检验标准和责任追究制度,提出了提高司法决策能力的制度构架,还提出了制定《人民法院重大司法决策基本框架》的设想。全文共8121字。

一、引言
2004年9月16日至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下称《决定》),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决定》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和存在的五大问题,总结了六大经验,科学、及时地作出了加强五大执政能力的对策。《决定》不仅对我党的执政能力从战略的高度加以规划,从理论的层面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从战术角度具体提出了全面推进的步骤。它对于我党把握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执政方略、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完成执政使命意义深远。 在《决定》作出之后,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从各自具体的工作实际和工作特点出发提出了提高能力的意见和做法,最高法院自然也不例外。2005年1月22日肖扬院长在最高法院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指出:“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命题,就是要保证党具有领导广大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本领,始终保持能力上的先进性。根据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在去年年底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我们联系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提出了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问题。 …对于人民法院来说,要增强六种能力,就是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增强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增强依法处理矛盾和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作为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则要着重增强三种能力,即司法决策能力、司法管理能力和司法审判能力。对广大法官而言,则要着重增强四种审判能力,即着重增强适用法律的能力、驾驭庭审的能力、诉讼调解的能力和判决说理的能力。” 2005年4月4日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着重强调了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为人民法院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人民法院是党领导下的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载体,是党通过司法手段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力量,是党通过司法途径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要纽带,必须通过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司法活动,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具有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适应的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意见》还指出:“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主要包括,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增强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增强依法处理矛盾和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
在最高法院提出的应当着重加强的人民法院的六种能力、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的三种能力以及人民法官的四种能力中,其中司法决策能力的提法应当说是比较新颖的,而司法决策能力又恰恰是目前之中国社会变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司法决策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中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和司法改革的大局。以前我们法院系统总是习惯性的强调以审判为中心,从而不同程度的忽视了司法决策对审判工作的巨大影响,没有正确的司法决策,也就不可能有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协调发展和突破创新,因此最高法院提出增强司法决策能力的《意见》,在司法改革处于攻坚阶段的今天, 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自从最高法院的《意见》提出了司法决策能力的理论以来,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司法决策能力还都基本上处于漠视状态,对司法决策能力的意义还都没有进行一个深刻的反思和认识,对司法决策能力还没有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明晰司法决策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探索增强司法决策能力的途径和方法,把握司法决策的规律和原则正是本文的用意所在。
二、几个关键概念的廓清
研究司法决策能力首先必须弄清楚决策、司法决策、决策能力等几个关键概念。
(一)决策。对于“决策”一词,我们并不陌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将决策形象的理解为拍板、作决定。 按照现代决策学理论,决策是人们对未来实践的目的、方向与达到目标的原则、方法和手段所做的决定。或者说决策就是针对某一问题,确定反映决策者偏好的目标,根据实际情况,通过科学方法从多个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过程。 决策有以下几个特征:1、决策要求有明确而具体的决策目标;2、决策以充分了解信息为前提;3、决策要有两个以上的备选方案;4、决策要求对备选的方案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5、决策追求的是最优的效果。决策是一种决定,但又与决定不同,决策往往是对重大事情、经过比较严密论证的决定。决策与决议也不相同,决议一般是比较重大会议之后形成的一致认识或看法,决议中可以包含某种决策,但大多情况下仅仅是重要会议的一个结论性的文件。决策与判决亦有重大区别,判决是一个法律上的专有名词,一般不能泛化,它是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某一个具体案件作出的特定的处理意见。
(二)司法决策。对于司法决策,我们还比较陌生,通常见到的是公共决策、行政决策与经济决策等相关概念。所谓公共决策,一般定义为国家、政府及执政党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和供应,为宏观调控经济以及社会的运行而作出的决策。 行政决策则是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其部门对重大事项所作出的决策。 所谓经济决策,又称市场决策,它是指市场主体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对生产、采购和供应所作出的决定。从上述概念类推,我们可以这样归纳,司法决策就是司法机关对司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事项,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既定的目标所作出的决策。当然司法决策毕竟有其特点:首先,司法决策的决策主体是司法机关,通常是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其次,司法决策要遵循司法规律。现代意义上的司法权具有中立性、被动性、判断性、终极性、独立性等方面的特征, 它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趋向,而行政权则往往以效率为第一目标;最后,司法决策的事项都是在司法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事项,包括司法审判活动、司法管理活动、司法后勤保障活动、判决执行活动、司法机关对外交往活动中出现的重大事项。
(三)决策能力。所谓决策能力,也就是决策水平,决策能力高低的判断标准一般要用决策效果来判定。决策是否确实解决了面临的难题;决策是否符合决策者的目标;决策是否具有效率;决策是否合乎法律和社会秩序;决策在社会上是否得到了正面的评价等等,这一些都是评价决策能力的要素。换句话说,决策的正确性、效率性、实用性就是决策能力高低的评价标准。
(四)司法决策能力。通过对上述三个范畴的归纳综合,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司法决策能力就是司法机关主要是司法机关的领导干部针对司法运行过程中(包括司法审判活动、司法管理活动、司法后勤保障活动、判决执行活动、司法机关对外交往活动)出现的重大事项,为实现一定的决策目标,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分析判断、择优选择解决方案的能力。
三、司法决策的主体及客体
(一)决策主体。对于司法决策的主体,从肖扬院长的讲话来看,应当是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湖南省高级法院江必新院长也倾向于认为司法决策的主体是人民法院的领导班子。 也有实务界资深大法官认为:“司法能力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这个整体。尽管从微观上看,司法能力是由每个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能力构成的,但论及司法能力,应当是指人民法院整体所具有的能力。”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非常正确的,但笔者认为将司法决策的主体细分为决策主体和参与主体似乎更加合理,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决策一方面强调领导者的作用,但实际上任何一项具体决策的形成,都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综合考量各种因素的安排,尤其是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领导决策相结合的现代决策机制的形成,使决策主体不再孤独单一而是更加丰富具有多重性。
1、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准确的说应该是人民法院的领导集体,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司法决策主体。就一个法院来讲,大多数的重大事项都是由院党组、院党委或者是院长办公会决定的,但有时也会在审委会或中层领导会议上进行研究和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决策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的集体,不是院长或者党委书记个人,尽管院长和党委书记可能在决策中起着核心作用,但决不能以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之上,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惨痛教训的,邓小平同志就曾沉痛的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2、人民法院的全体干警作为司法决策的参与主体,在现代司法决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代决策与传统决策相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公开化。 例如,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起草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意见》中就强调了决策问题没有系统调研不决策的制度以及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要求省政府及各部门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指定专门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公众对拟决策事项的意见和建议,做好有关解释咨询工作。在司法决策中,建立健全人民法院全体干警的决策参与机制正是现代司法决策理念的必然要求。
(二)决策的客体或者事项范围。并非所有的司法运行过程中的事项都要经过严格的遵循既定程序的决策,这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必须对司法决策的客体或者事项范围作出一个大致的界定。例如《成都市青白江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公示和听证暂行办法》第二条就界定了决策的事项范围:1、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财政预决算草案;3、政府直接投资且投资总额超过500万元的项目;4、有关全区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规范性文件、重大政策措施;5、其他对全区社会稳定、经济影响重大的问题。《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意见》中也对决策适用的事项范围作出了一个大致的界定,该意见适用的事项范围是“本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省级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社会管理性事务、地方性法规草案和政府规章,大型项目等”。
对于人民法院司法运行过程中应当通过规范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重大事项,笔者以为,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出台或者发布具有约束力或者指导性的意见、制度等规范性文件;2、人民法院重大的司法改革举措或者试点; 3、在遵循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对一些影响特别重大的案件也可以适当引进这种决策机制;4、对人民法院的全体干警的福利待遇有重大影响的决定;5、涉及人民法院的一些对社会稳定和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事项;6、其他院党委或者院党组认为应当按照决策程序进行决策的事项。
四、司法决策的理念及程序
(一)司法决策必须具备的理念。所谓理念,通常是指对事物的认识、观念、信念或者价值观,司法决策所必须具备的理念是指司法决策运作过程的理论基础和主导价值观,它是基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传统对司法决策功能、性质和应然模式的系统思考。依笔者之见,现代司法决策的理念至少应当包括:1、依法决策的理念。就是要求整个决策的过程和决策的结果合乎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是司法决策最基本的要求;2、科学决策的理念。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广泛运用先进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尊重司法规律,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提高决策的质量;3、民主决策的理念。就是要求在决策过程中能够使不同意见和多元化的利益得到充分和客观的表达,重大决策必须坚持集体讨论和表决,防止和杜绝个别领导干部凌驾于集体组织之上;4、公开决策的理念。除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之外,所有决策的事项、依据和结果都应当公开,使群众对决策事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二)决策程序。司法决策的过程是决策主体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对各种利益进行综合平衡的过程,决策程序的公正性和严密性,直接影响到司法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正如我国著名法学家季卫东先生所言:“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重要基石。” 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拟决策事项的性质和重要程度采用不同的程序,一般而言,一项列入司法决策范围的事项应当经过以下程序:
1、调查研究程序。在《河北省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意见》中就有决策的问题没有系统调研不决策的制度,可见调查研究对于现代决策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的将那些不懂调查研究的领导干部比作“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中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我们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科学的司法决策。
2、专家论证程序。在现代决策中,专家论证程序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专家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司法决策程序中的咨询环节,规定专家论证程序,有利于发挥专家学者“智囊”作用,在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听证程序。听证程序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广泛应用于公共决策领域的一种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程序,“决策前必须听证”在西方和日本几乎成为一项公认的原则。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任何权力必须公正的行使,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必须听取他的意见,这既是法治的原则,也是实现法治的程序。 听证程序是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以及公开决策理念的具体制度保障。
4、公示程序。一项重大的司法决策,公示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a拟作出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的基本情况;b拟作出的重大司法决策事项的可行性说明;c有关统计数据和调查分析资料;d法律分析意见书;e成本分析;f论证过程;g群众以及媒体的反映。
五、司法决策的评价以及责任追究
(一)司法决策的评价。对于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其检验或者评价的标准既有宏观标准,又有微观标准。宏观标准是什么呢?只能是实践。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他进一步强调应当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当然,由于宏观标准的长远性、宏观性和非操作性,对于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而言,有时很难适用,因此,我们必须为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确立一项微观评价标准。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对于一项具体的司法决策,评价或者检验的标准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该司法决策是否符合现代司法决策的理念,即是否贯彻了依法、公开、民主、科学的理念;(2)该司法决策是否遵循了既定的决策程序;(3)该司法决策在社会上的反响和媒体的评价;(4)该司法决策是否收到了人民群众以及人民法院全体干警的拥护和支持;(5)该司法决策是否解决了现有的困难;(6)该司法决策带来的后果如何。如果综合衡量以上因素之后,该司法决策的评价是正面的,我们就可断言该项司法决策是一项成功的决策实践。
(二)责任追究。对于不遵循既定决策程序或者一项负面影响重大的司法决策,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或者纪律责任是现代司法决策不可或缺的制度内容。我们以前的司法决策,正是由于决策主体之间的职责没有彻底划清,决策能力有限,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且缺乏刚性,信息不充分,决策不及时,决策监督控制不到位等原因,决策失灵、决策混乱、决策质量低下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下,不仅降低了司法决策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效能性,使司法决策达不到预期目的,还会损害公共利益,降低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司法决策的责任追究制度至关重要,但司法决策的责任追究毕竟同一般的法律责任不同,我们在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谁决策,谁负责;2、对于构成渎职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主体应当依法追求其刑事责任;3、司法决策的后果应当作为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对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不应追究责任;4、是否遵循既定的决策程序是确定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5、要区分错误司法决策和一般的决策失误,防止打击决策者的决策积极性和自信心;6、要区分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以及一般的纪律责任和道义责任。
六、提高司法决策能力的途径:制度构建
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新思想和新观念交相鼓荡,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阶段,人民对司法的需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过,中央提出的提高执政能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更是对今日的中国司法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为适用这一要求,中国的司法改革也在轰轰烈烈、大张旗鼓的进行,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分别出台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和《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先后进行了机构改革、厅级干部竞争上岗、公开招聘高级法官等重大改革,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选任审判长、司法仪式、证据制度、行政诉讼以及审判回避等一系列改革。客观的讲,这些司法改革措施取得的相当大的成效,一举扭转了司法权威急剧下降的局面。但毋庸讳言,老百姓反映强烈的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司法不独立以及立案难、执行难、申诉难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据统计,到1999年6月底,全国法院未执结的案件达85万余件,涉及标的金额2590多亿元,还发生了多起司法机关高层领导贪污腐败的大案要案,司法改革还缺乏统一领导和整体规划,零打碎敲、各自为政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加强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司法能力建设,就成为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最高法院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增强的六种司法能力、人民法官应当着重增强的四种司法能力以及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应当着重增强的三种司法能力中,司法决策能力的提出相当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司法决策能力的提法相当新颖,而且司法决策能力的高低往往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后司法改革的走向和人民法院各项工作的展开。俗话说:决策是关键,决策是灵魂。没有良好的决策,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归根结底还是我党以及邓小平同志英明果敢、高瞻远瞩的决策的结果。因此,提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干部的司法决策水平至关重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提高司法决策能力的途径固然需要以人为本,以提高人的素质为核心,但制度建设更重要,没有良好的、能够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再聪明的人也有可能走向反面。让我们再次引用邓小平同志那句名言,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了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因此,笔者建议,我们的各级人民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尽快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制定有关重大司法决策的意见或者框架,为司法决策能力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这个意见或者框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制定依据;(二)宗旨或者目的;(三)司法决策的基本原则;(四)司法决策的主体规定;(五)司法决策的事项范围;(六)司法决策的方法和基本制度;(七)司法决策的基本程序;(八)司法决策的评价和检验;(九)司法决策的监督和责任追究。倘若我们的司法决策真正能够实现这些设想,我想我们的司法决策水平必定能够迅速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七、结语
应该承认,司法决策能力问题是一个内容相当丰富、非常有研究价值的课题,由于学养和时间的关系,本文只是对司法决策能力问题的一个浮光掠影式的总体性论纲,其中任何一项内容都可以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斟酌。笔者之意,就是想通过本文来唤起政界、学界和实务界对司法决策能力建设重要意义的认识,如果果能如此,笔者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文章观点不一定正确,论证也不一定充分,还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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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证明责任特征

作者:姜琳炜 华东政法学院诉讼法学研究生

内容提要:证明责任具有独有的特点,包括证明主体的特定性即证明责任的承担者并不是任意的;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或者说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由负有相关职权的机关承担;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证明责任要在特定期限内完成。
关键字:证明责任 法定性 职权性 时限性

诉讼证明责任不仅仅是诉讼证据理论研究的热点,对实践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直以来,法学界关于证明责任的争议,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混淆不清,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也存在多种学说争议。首先笔者认为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同时具有一定联系性;其次,关于证明责任的法律属性笔者比较赞同“败诉风险负担说”,认为责任就是责任,既不是权利也不是义务,但不可否认带有一种义务性的倾向。证明责任与法律风险相联系,负有证明责任的主体如果不承担责任,就可能导致所认定或主张事实不能成立的法律风险。
证明责任是诉讼证明中所确立的一种特定的责任,与其他普通证明的责任相比,这种特定的责任有它独有的特点。
一、诉讼证明责任主体特定性
普通的证明活动中,证明责任的承担主体不是特定的,可能由相关的任意人承担,但在诉讼中,证明责任必须是法律赋予特定诉讼主体来承担,但并不是所有诉讼主体都有资格承担证明责任。
在刑事诉讼公诉案件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公安机关负责大多数刑事案件的侦查,在进行立案侦查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也就是必须收集、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犯罪行为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实施。如果公安机关不承担这一系列证明责任,就根本无从进行侦查行为,自然也就无法把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即使移送到检察机关也要承担被退回补充侦查的危险。同理这种证明责任适用于国家安全机关。
人民检察院也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审查起诉的过程是人民检察院证明案件是否符合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条件的过程。在审查起诉时,人民检察院必须收集足够的证据,并且证明确实符合起诉条件或者不符合起诉条件,这样才能保证所作决定(包括起诉决定或不起诉决定)能被认可。
我国的诉讼结构形式采用复合型诉讼结构,在侦查、起诉阶段体现了线形的诉讼结构,在审判阶段体现了三角结构。据此,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起诉阶段承担的是证明责任,在审判阶段承担举证责任,只负责将侦查、起诉阶段查证属实的证据提交法庭并进行控诉即可。如果在审判阶段仍然承担证明责任会有越权之嫌,导致另一角度的控审不分。
虽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主体,但不是诉讼证明责任的主体,根据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以及国内法律的规定,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按79年《刑事诉讼法》的诉讼理念,被告人处于被追诉的地位,已被当然认为是罪犯,所以只能坦白交待自己的所谓罪行。96年对《刑事诉讼法》进行重大修改以后,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发生了变化,由诉讼客体变为诉讼主体,法律规定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这里的如实回答不能被看作是被告人的证明责任。因为如果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将会使司法人员推卸责任,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人权,与诉讼基本原理相违背;同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特殊的诉讼地位,受羁押的状态使其无法承担证明责任;强加责任可能仍然导致刑讯逼供。基于以上原因被告人不应承担证明责任,不能自证有罪,无论被告人是否如实回答都不能减轻或解除司法人员的证明责任。当然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可以提出证明自己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但这不是他们所承担的证明责任,而是法律赋予其辩护权。
自诉案件中,自诉人应对起诉承担举证责任,必须向人民法院提出证明被告人侵犯其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证据。如果自诉人体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其起诉的请求就不能成立,但一旦自诉被受理,审理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应承担调查、核实证据,并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作用。由于自诉案件涉及当事人的隐私、家庭纠纷等问题,采用公诉方式不利于案件的处理。法律对适用自诉案件的情形的规定多数与较轻的刑事犯罪,自诉人完全有能力自行收集证据,而且能够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多半掌握在自诉人手中。
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诉讼中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提供证据,负担举证可能造成的不利诉讼后果。严格来讲,当事人承担的是举证责任,仅是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不承担案件的全部证明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由于其身份、地位的普通性,无法也不应当成为证明责任主体。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究竟是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理论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具备承担证明责任的条件和基础,同时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 我们认为,在我国人民法院不应成为消极仲裁者,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诉讼的审判过程中都负有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为保证其审判的正确性,必须对双方的叙述和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双方谁是孰非,同时要收集必备的证据,来证明判断的正确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过程。尽管控审职能分离的基本要求是法院地位中立,法院只是负责审判,不能进行追诉,但是法院的证明活动并不属于追诉性质,而是查明案情的需要。那些认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学者,只是混淆了证明责任的含义,认为证明责任必须以证明主张为前提,从而得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结论,而实质上证明责任并不以证明主张为前提,而是以职权为前提,人民法院因形式审判权而成为证明责任的主体。
二、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实质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承担证明责任,而且必须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同刑事诉讼的理念及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传统理念是“实体真实”, 刑事诉讼中强调依法充分的发挥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作用,尽可能的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法官。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是源于自然正义的“正当程序”, 刑事诉讼强调程序公正,重视保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为核心的基本人权不受国家机关非法侵犯。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当事人。尽管理论上如是说,但是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规定都未能体现在法律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于证据的规定的诸多条文中只有190条第1项指出“证据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获采纳。法官采用裁定的方式立即排除法律所禁止的证据和明显多余或意义不大的证据”与证明责任稍接近,但从这一条文中也难发现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则具有这一规范性。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我国法律首次规定举证责任的概念。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但是在第35条、36条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换而言之,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直接从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根据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的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应予以适当的分担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 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仅对权利消灭、变更要件事实举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这种法律要件分类说,维护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具有统一发挥法律安全性的优势,几十年来一直处于通说地位,有时无法获得实质上的公平。
英美法系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证方式分配举证责任,所以可以将这种分配证明责任的理论称为“利益衡量说”。由于英美法系学者采用实型诉讼,强调法官在具体诉讼中发现法、创造法的作用,以判例发优先为本旨。为此英美法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表现为多元要素的集合,具有灵活性、司法对策性强的特点,但具有任意性、不统一性。
不可否认我国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同样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但是模糊性和概括性是所有实然法都具备的特点,应然与实然终究是存在差别,我们所能努力的只能是使两者更为接近。
三、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
证明责任是基于法律上的职权而产生。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不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追诉机关的责任仅仅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承担的只是举证责任,而我国的追诉机关,不仅肩负着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最主要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以达到惩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公安司法机关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证明责任就是失职,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必定引起某种法律后果的发生。比如立案与否,是不是起诉,法院的审判结果能否作出。
不能把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与他们的职权割裂开来,首先因为的证明责任是其行使职权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分别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所以他们必须收集证据,揭露犯罪,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犯罪,这既是他们的权限,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同时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又有其相应的职权作保障,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已相应的职权,这就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承担的证明责任有了可靠的保障。
公安机关要承担侦查职能,在立案侦查阶段收集审查证据。公诉机关要承担控诉职能,承担法院对于其所认定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诉讼后果。上文提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这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人民法院收集了有罪证据,使其与控方职能划分不清。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人民法院收集必备的证据必定会迎合控方或辩方的诉讼职能,但并不意味人民法院在行使控诉职能或辩护职能。人民法院承担审判职能,作出裁判必须保障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原裁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引起上诉、抗诉或申请再审,而在提起的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就会被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那么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必须收集、审查证据,承担证明责任。
由以上可知,在理论上需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基于各自的诉讼职能承担证明责任,同时法律上对于证明责任的承担也有职权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尽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必参与到诉讼中,但是人民法院所承担的证明责任仍是其职权所在。《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行政诉讼法》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法律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依其职权收集证据,证实履行证明责任的需要。
四、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
诉讼证明有其特殊性,证明责任的承担理应在诉讼过程中,决不能超出诉讼之外。国外流行一种诉讼理念,诉讼好比一场比赛,比赛结束以后,即使在优秀的运动员对发挥不力而造成的失败结果也无能为力。这也有合理的一面,有利于减少纠诉和缠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试想一下,既然法律能够规定多种犯罪不追诉的情形,那么在其他案件中又一定要追求完完全全的正义吗?法律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结合点,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势在必行。
刑事诉讼主要的任务在于追究犯罪、追求正义,案件涉及社会利益及国家安全,同时也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法律在设置证明责任时效时要兼顾各方利益,在立案后的侦查、审查起诉阶段,法院不承担证明责任,法院的证明责任严格限制在审判阶段,否则便有越权之嫌,此时法院的调查核实证据权,也是履行其证明责任的需要。
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提出时间并未限定,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2条规定,证据应该在法庭上出示,但是并未规定是在一审还是在二审中提出。相反,在7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
这里涉及到一个理论基础问题,就是举证责任是什么性质。如果承认其是一种权利,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均可提出,这是因为当事人作为权利的主体,有权选择何时行使权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即使承认举证责任是一种权利,那么权利的行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想什么时候行使就什么时候行使,如果是绝对的权利就上升为权力,不仅与个人身份不符,而且也造成制度上的混乱。我们认为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可能由于举证不能而承担诉讼不利后果的一种负担(败诉风险负担),义务性多于权利性。既然是一种责任承担,那么就有强制性的履行成分,应该规定(包括法定和指定)当事人在某一期间内完成。诉讼一方因举证不能而败诉,是其自身举证不能引起的合理结果,而不是国家对其正当权益保护不利。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注重效率和效益,因而应给举证规定一个时限,笔者认为最迟不得超过一审庭审结束之前。
不可否认现实中确实存在这样一种怪象,当事人在一审中如同挤牙膏一般在每一次开庭时提供一点证据,自恃手中有证据,不怕败诉。或者不提供证据,诱导法官错判,在二审中提交新证据,从而大获全胜,拉长了结案周期。但是这种现象终究还是极个别,毕竟在效率优先的现代社会,很少有人愿意冒败诉的风险而不提供证据,或者运用诉力的极大浪费与法官玩一起“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大多数人愿意主动提供证据,就完全排除这种故意超时的可能性,在法律中就不予以制约和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如同不能因为社会中少有人盗窃就不规定对盗窃的惩罚。
有的学者提出,举证时限在第一审法庭辩论前, 笔者认为这个时限规定的较短。因为证据,尤其是诉讼证据,不是普通的一件想得到就得到的事物,有时候当事人可能在庭审中受启发而想到提供某项证据;甚至到最后陈述阶段才想到并收集证据,这时对于证据提出时间的过短限制,就会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在一审庭审结束之前提出比较合理。
在民事诉讼中有些特别的证明,例如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伤情鉴定,破产宣告中的破产债权审计,房地产案件中的房屋评估等都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类证明尤其要规定举证时限。否则,对案件的审限和质量都有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意见的解释》第3条第三款规定,被告在二审过程中向法庭提交在一审过程中没有提交的证据,不能作为二审法院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根据。可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告应当在第一审庭审结束之前,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在这之后提供的证据没有证明效力。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告利用第48条缺席判决的规定,来规避第33条的规定,以期在第二审程序中取得有利的地位,从而逃避责任。具体而言,当行政机关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原告作出裁决,原告起诉后,被告无法举证,而第33条又规定诉讼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于是拒不到庭应诉,避开法院收集证据,法院作出缺席判决。此时,被告提起上诉,将其在一审期间收集到的证据提供给二审法院。由于有新证据的出现,法院重审后上诉方获胜。被告的行为是规避法律的行为,应予以禁止。
当举证责任期限被严格限定以后,公安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也自然而然的被限定到严格的期限以内。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都应该在一审庭审结束前履行证明责任。
诚然,诉讼最大的目的是追求正义,从理论上讲,不能排除证明时限性造成的诉讼结果不公,但是,正如美国法官弗来彻所说的效率原则,即“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即低效率的代价是昂贵的。人们诉诸法院是希望获得援助与救济,一个向法院寻求救助的人希望援助早日来临,否则判决就毫无意义。”

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管理暂行办法

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


关于印发《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科工法字[2000] 5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民用爆破器材行政主管部门:
为贯彻《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管理暂行规定》(国防科工委令第2号),规范民用爆破器材生产管理,现将《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防科工委
2000年09月14日


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民用爆破器材(以下简称民爆器材)生产管理,合理配置资源,避免重复建设,根据《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对民爆器材生产实行准人制度。从事民爆器材生产的企业必须具有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以下简称生产企业凭照)。
第三条 企业申领生产企业凭照应符合《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管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条件。
第四条 企业申领生产企业凭照应当向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区、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申请表》(一式三份,内容及格式见附件);
(三)工厂(或生产线)竣工验收资料;
(四)地形测量四邻距离图;
(五)工厂厂区平面布置图(分别按产品绘制);
(六)工艺流程图;
(七)安全设施图(如消防、避雷、防洪等平面布置);
(八)危险工房建筑平面及设备布置图。
第五条 省、区、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将企业申请报告、《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申请表》以及工厂(或生产线)竣工验收资料报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委),由国防科工委审核颁发生产企业凭照。
第六条 企业提供的地形测量四邻距离图、工厂厂区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安全设施图、危险工房建筑平面及设备布置图等,由省、区、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存档。
经国防科工委审批盖章的《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申请表》,由省、区、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和企业各保存一份。
生产企业凭照副本由所在省、区、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存档。
第七条 企业改建、扩建、移地建设及其它需要变更企业凭照内容的,依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八条 生产企业凭照仅限本企业使用,不得涂改、伪造、冒用、转让、租借。
第九条 企业发生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国防科工委吊销生产企业凭照:
(一)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民用爆破器材生产流通管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的;
(二)存在严重不安全隐患,产品质量低劣,虽经限期整改,仍不能达到要求的;
(三)矿山自产自用的民爆器材厂点,矿山资源枯竭的;
(四)发生重大事故,不宜恢复生产的。
第十条 生产企业凭照吊销后即行失效,由企业所在省、区、市民爆器材行政主管部门将吊销后的凭照收回,并送交国防科工委。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防科工委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民用爆破器材生产企业凭照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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