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担保法若干问题研究/廖炳光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4:17:13 浏览: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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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担保法若干问题研究
□廖炳光
中文摘要
《担保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尚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一些条款甚至与其它现行的法律相抵触。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不利于充分发挥其效能。笔者试图探究《担保法》的若干问题，并提出完善的方法或意见。主要是：
因第三人提供担保只有风险而无利益，故提出第三人担保的利益平衡问题；通常理解的“一般保证”，正是《担保法》规定的“连带责任保证”，因此提出保证方式设计错位的问题；法定的保证期间过短，不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提出保证期间设计失当的问题；根据现实需要和效率原则，对禁止流抵押和禁止流质提出质疑；抵押人转让抵押物而不问债权人，不利于维护交易安全；为防止债权人滥用留置权，提出留置的对价和留置后履行期限的问题；定金的使用范围过于狭窄，难于适应经济生活的多样化需求。
一、序论
我国《担保法》自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施行以来，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当时《合同法》尚未制定，且物权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因此，《担保法》在设计上难免存在一些缺陷和漏洞，不利于充分发挥其效能。笔者作为一名法律工作人员，有较多机会学习和运用《担保法》，深知其重要、不足和深奥难懂，故而知难而上，努力探究其完善方法。这正是笔者首选本论文课题的原因。
《担保法》存在不少的缺陷和漏洞，本文拟侧重于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1、第三人担保的利益平衡；2、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等五种担保方式各自在设计上的不足及其完善方法。
二、第三人担保的利益平衡
纵观《担保法》的全部，第三人提供担保，或者保证、或者抵押、或者质押，均存在利益的平衡问题。尽管《担保法》第四条规定：“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但在现实生活中，债务人往往无力自行担保才需要第三人为其提供担保，要求债务人提供反担保几乎不可能。第三人提供担保后，所承担的是单务的无偿的法律责任，并不享有要求对方给付的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也只能向债务人追偿，而无任何的额外补偿。一般情况是，往往在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之时，担保的第三人直接对债权人承担责任，而因为债务人无力偿还债务，担保的第三人行使追偿权往往落空。换言之，第三人提供担保的风险极大，而无任何的利益空间。笔者认为，为鼓励第三人以担保人身份参与交易，活跃交易市场，有必要在立法上肯定和允许当事人约定第三人提供担保可获得一定的利益。担保合同作为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应当与主债权债务合同一样，体现《合同法》关于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公平原则。
目前，已有政府出资设立的商业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依财政部《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担保机构收取担保费可根据担保项目的风险程度实行浮动费率，为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一般控制在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50%以内”，第三人提供担保，也应该可以收取一定的担保费，以实现第三人担保的利益平衡。
三、保证
（一）保证方式的设计错位
《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方式有：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上述两个条款对两种保证方式的含义及法律责任界定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对两种保证方式的设计错位。
根据笔者多年来的实践所知，一般人对“保证”的理解，是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无需特别约定；这正是债权人要求设定“保证”的普遍动机和基本目的，其通常含义就是《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的“连带责任保证”。相对而言，保证人为了避免自己先于债务人履行义务或者同时连带履行义务，才特别约定：保证人在债务人的财产被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清偿前，有权拒绝承担保证责任；而这正是《担保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一般保证”。可见，《担保法》对两种保证方式的设计相互错位。这种错位很容易导致市场经济主体运用保证方式的错误，即其所理解并实际运用的保证方式，却不是《担保法》所界定的保证方式，因而不能产生期待的法律效果，从而导致了不良的影响。《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反映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二）一般保证的缺陷
《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该条款将一般保证的债权人对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方式限定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旨在吻合《担保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关于“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但排除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强制执行的情形，如《公证暂行条例》第二十四条（现《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依照第四条第十款规定，经过公证处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显然，《担保法》的该条款不利于对债权人的充分保护。
(三)保证期间的含义和性质辨析
1、关于保证期间的含义，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保证期间是指根据当事人约定或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当向债务人（在一般保证情况下）或者保证人（在连带保证情况下）主张权利的期间。债权人没有在该期间主张权利，则保证人不再承担责任。故又称保证责任期间。（2）保证期间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3）保证期间是保证人能够“容忍”债权人不积极行使权利的最长期间。对保证期间含义的不同认识，反映了法律规定的不一致。笔者同意上述第（2）个观点，即保证期间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存续期间，因为，债权人要求或同意保证人提供保证，意在期望保证人在一定期间内承担保证责任。
2、关于保证期间的性质，也有不同的认识。（1）保证期间属于诉讼时效，因为《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2）保证期间属于特殊除斥期间，因为保证期间具有除斥期间的特点即除权，而且《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3）连带责任担保的保证期间为纯粹的除斥期间，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为混合的除斥期间。（4）保证期间不属于除斥期间，也不属于诉讼时效，而是一种特殊的权利行使期间或责任免除期间，是一种特殊的期间形态。（5）一般保证中的法定保证期间属于特殊诉讼时效期间，连带责任保证中的法定保证期间属于除斥期间。上述的不同认识均各有其理，问题在于《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保证期间的规定不一致，对保证期间概念的界定模糊。笔者认为：立法当然应当以法学理论为基础，但不同法系或不同流派的理论渊源和理论成果各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如何取舍，关键要考虑立法的现实需要和可行性。依笔者之见，保证期间应当具有双重性质，是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期间的竞合。
（四）保证期间的设计失当
《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均规定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规定比诉讼时效短的期间，虽对保护保证人有利，但十分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就一般保证而言，岂不等于要求债权人在“六个月”内必须“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又岂不是缩短了债权人依法应当享有的正常的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对保证期间的确定，应当与主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相同，因为保证的目的在于“保障债权的实现”，从这一角度而言，保证随从于主债权债务，这是债权人、债务人、保证人以及常人通常所能理解和所能预见的；但人的担保不同于物的担保，当主债权债务的诉讼时效依法不断中断、中止、延长时，如果保证期间也随之不断中断、中止、延长，则保证人必处于无休止的被动状态，已非保证人所能正常预见，因此，为平衡各方的利益，应当担书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中断、中止、延长。《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直至主债务本息还清时为止等类似内容的，视为约定不明，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是重大的突破，为笔者所赞同。
四、抵 押
抵押的担保方式，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已被广泛应用。现行《担保法》对抵押制度的规定存在缺陷，主要是：
（一）不动产抵押合同的生效和不动产抵押权设定应分离
《担保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以本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而未区分抵押合同的生效与抵押权的设定。抵押合同是在当事人之间就抵押权的设定而创设权利义务，属于合同法的范畴，其生效条件应当依合同法的规定；而抵押权的设定，是抵押合同生效后所产生的法律结果，属于物权变动的范畴，应当依物权变动的规则以公示方式设定。因此，抵押合同应当自依法成立之日生效，而抵押权应当自依法登记之日设定。
（二）航空器、船舶、车辆的抵押权设定公示
《担保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的“航空器、船舶、车辆”，其抵押权的设定登记为抵押合同生效的条件。而《海商法》第十三条规定：“设定船舶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用航空法》第十六条规定：“设定民用航空器抵押权，由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共同向民用航空主管部门办理抵押权登记；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显然，上述法律对抵押权设定的公示规定并不一致。鉴于航空器、船舶、车辆在性质上属于动产，流通性较强，对其设定抵押权不宜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而参考各国立法例，经登记者，可起到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近期公布的《物权法（草案）》第二百一十条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机器设备、原材料、产成品等动产或者交通工具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更符合实际。
（三）对禁止流抵押的质疑
《担保法》第四十条规定：“订立抵押合同时，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该条款为禁止流抵押条款。梁慧星先生在论证该条款时认为：“依实务及理论上的通说，债务人借债多处于急迫窘困的情形，债权人可以利用债务人的这种不利处境，迫使债务人与其订立流抵押契约，以价值甚高的抵押物担保小额债权，图谋债务人不能清偿时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牟取非分的利益。法律为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应当对流抵押契约加以禁止”[《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梁慧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638页]。笔者认为，该条款的规定不妥，应充许抵押权人和抵押人在合同中约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一定期间后，抵押物的所有权转移为债权人所有，但应当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抵押物经评估机构估价，其价值不明显高于债权数额，二是抵押权人能够对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对价补偿抵押人。理由有五：
1、该禁止流抵押条款虽与自古罗马以来的多数立法例相符，但并不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效率原则。
2、《担保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抵押物、质物、留置物折价或者变卖，应当参照市场价格”，既然有市场价格为基准，在对高出债权数额的部分作出补偿后，双方的利益已趋于平衡。
3、公平原则已在《担保法》第三条和《合同法》第五条中有规定，并且《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当事人享有对“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的撤销权，因此不必担心不公平的问题。
4、《担保法》第五十三条虽然规定：“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当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时，抵押权人与抵押人达成以抵押物折价的协议的可能性极小；而一旦协议不成，则势必以诉讼的唯一方式来实现债权，这是抵押权人十分无奈的选择，不仅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也不符合经济和效率原则，而且排除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百一十八条关于仲裁机构的裁决文书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情形。前不久颁布的《公证法》第三十七条同样明确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避免了诉讼之累，体现了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现代民法精神。
5、《典当行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逾期（典当期限或者续当期限届满后5日）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为绝当。第四十条规定：典当行应当采取以下方法处置绝当物,“绝当物估价金额在3万元以上的，可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有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双方事先约定绝当后由典当行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当地无拍卖行的，应当在公证部门监督下公开拍卖” 、“绝当物估价金额不足3万元的，典当行可以自行变卖或折价处理，损溢自负” ，应当说已对禁止流抵押传统有所突破，可作为《担保法》第四十条的立法借鉴。
（四）抵押物的转让问题
《担保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此条款的设计，以“通知”作为转让行为生效的条件，而不问抵押权人是否同意，势必使抵押权人处于被动的状态，不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也有悖于《担保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提出的“保障债权的实现”。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七条规定：“抵押权存续期间，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未通知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人的，如果抵押物已经登记的，抵押权人仍可以行使抵押权；取得抵押物所有权的受让人，可以代替债务人清偿其全部债务，使抵押权消灭。受让人清偿债务后可以向抵押人追偿。如果抵押物未经登记的，抵押权不得对抗受让人，因此给抵押权人造成损失的，由抵押人承担赔偿责任”，但仍然无法消除或降低抵押权人的风险。正因为如此，办理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作出了明显的反应，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合同中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未经贷款人书面同意，抵押人不得对抵押物做出赠与、转让、出售、出租或其他任何可能对抵押权不利的处分”。《物权法（草案）》第二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权或者提存。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人清偿”；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行为无效”，与《合同法》第八十四条关于“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的规定一脉相承，是十分正确的。
五、质押
（一）质押的生效条件
《担保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质押合同自质物移交于质权人占有时生效”，同样未区分质押合同生效与质权设定的区别。质押合同应当依合同法的规定自成立时生效。而质权的设定，应当自出质人向质权人转移质物的占有时设定；但法律另有规定应当以登记方式设定质押的，质权自办理登记之日设定。
（二）对禁止流质的质疑
《担保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出质人和质权人在合同中不得约定在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时，质物的所有权转移为质权人所有。债务履行期届满质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出质人协议以质物折价，也可以依法拍卖、变卖质物”，属于禁止流质条款。虽然各国民法均禁止出质人与质权人以“流质条款”处分质押的标的，但笔者仍对禁止流质质疑，理由与本文对禁止流抵押的质疑类同。
(三)权利质押的范围
可以质押的权利，《担保法》第七十五条已有规定。但在现实生活中，尚存在大量的普通债权，诸如合同权利和其他债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这些不属于法律和行政法规禁止转让的合同权利和其他债权是可以转让的，因此应当允许质押。
六、留 置
交通部印发《关于补助地方交通建设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已废止)
交通部
交通部印发《关于补助地方交通建设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1985年9月30日，交通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委、交通厅（局），大连、哈尔滨、重庆、广州、武汉、西安、沈阳市计委、交通局：
现将《关于补助地方交通建设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望按此执行。
由于国家资金有限，有关部门在提项目时，一定要把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使有限的资金用在急需的交通建设上。同时要加强补助项目的管理和建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切实管好用好这部分资金，以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关于补助地方交通建设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一、为支持省、市、自治区交通建设，改善交通设施，尽快扭转交通落后面貌。按当前计划管理体制，交通部于每年计划中，根据需要和可能，安排一部分补助地方交通建设资金。为使这项资金用得恰当、合理，更好地发挥经济效益，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二、补助地方交通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贯彻国家《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货款的暂行规定》，由省、市、自治区项目主管建设单位办理货款手续和履行货款协议。
三、由于国家每年补助资金数额有限，补助资金只能用于资金确有困难的重要建设项目。补助原则是：
1．生产急需，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对改善交通条件效益显著，经技术论证具有建设可能的建设项目。重点是内河航道及沿海外贸中小港口。
2．计划任务书、初步设计经主管单位批准的项目。
3．为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项目资金来源主要由省、市、自治区安排，交通部只能补助少部分。年度的补助项目，有关省、市、自治区必须首先列入年度计划，交通部才考虑补助。补助投资实行包干使用。
四、申请补助的项目，由省、市、自治区交通厅（局）认真审查，并经省、市、自治区计委同意，于每年的九月底以前报交通部由交通部根据国家投资的可能，经过综合平衡提出方案，并商得国家计委同意后下达。
五、凡经交通部审查同意补助的建设项目，应由省、市、自治区计委负责人与交通部有关负责人按照工程的设计概算，签订补助投资的协议，作为列年度计划的依据。协议内容包括：工程名称、建设规模和主要内容、施工期限、新增生产能力、总投资额、交通部补助投资额等。协议签订后，双方共同遵守，严格执行，一般情况不应变动。遇有特殊情况，如需变动建设内容时，需经双方协商补办批准手续。对未经双方同意，擅自变动工程内容，扩大投资范围者，应通知银行停止拨款。
六、材料的补助，系根据部下达的补助投资计划，按照国家物资供应的体制和渠道，以及分配我部的资源水平，确定补助数量，纳入部年度物资分配计划下达。
七、各省、市、自治区交通部门，要加强对补助项目的领导和管理，明确建设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建立岗位责任制，按月向交通部报送基本建设统计报表。交通部要及时掌握工程情况，加强监督和检查。
八、本暂行办法自一九八五年起开始实行。
九、征集车辆购置附加费的资金分配、使用办法，另行规定。
夫妻债务及财产的认定和执行
对于夫妻一方作为被执行人，能否追加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一下简称《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的情况及程序作了规定，当然由于该规定为征求意见稿，并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但我们可以依据上述征求意见稿为骨架来设立如何在执行中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以解决执行实践中所存在的大量类似问题。与夫妻财产相关的其他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2001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对婚姻法所作的两个解释。
如果被执行人为夫妻二人，则可以直接执行夫妻的财产，而不管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这种情形比较简单，所以在此不再论述。当生效依据上记载的义务人仅仅是夫妻一方时，执行中就面临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该债务虽然在生效法律文书中仅仅为夫妻一方负担，如果生效法律文书没有明确该债务为个人债务时，是否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可以，其程序如何设定？其次，夫妻一方债务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夫妻财产？再次，对夫妻财产的处理过程中，如何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及共同财产以及家庭财产？
一、法律文书没有明确为个人债务的，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四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问题是该规定尚出于征求意见的阶段，还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将上述《征求意见稿》发送到地方各级法院，其意图自然是让各级法院在执行实践中探索试用，待条件成熟后再正式赋予法律效力。可见，上述《征求意见稿》事实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在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的一个倾向性的意见。至于其合理性，需要各级法院在执行中先行摸索，总结规律。
各地法院对上述意见的看法不一。有的法院认为，上述规定仅仅是征求意见稿，没有法律效力，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其理由为，无论是审批还是执行，均应依法进行，每一个程序都应有法律依据。对于没有法律效力的《征求意见稿》，法院在执行中不应适用。否则，于法无据，法院追加被执行人时没有生效法律的支持，是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也有法院在执行中开始大胆适用上述规定，经审查符合一定条件的，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从而执行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另一方财产。
本人认为，如果各个地方法院均不去探索适用，上述《征求意见稿》将永远是征求意见稿，永远不会具有法律效力。个别法院及法官出于自身保护的考虑，执行中对新方法新规定不做探索，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所有法院都这样的话，司法的改革和完善将成为一纸空文。即使《征求意见稿》暂时没有法律效力，但仍有物权法、婚姻法及其解释可以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上述规定说明，夫妻对财产所得的约定，只是对夫妻双方当然具有约束力，该约定不能约束第三人，除非该第三人知道此约定。现实中，第三人往往无法获知夫妻双方有财产归属的约定，如果以该夫妻内部约定约束第三人的话，第三人在交易中的风险就实在太大了。当第三人不知道夫妻之间有约定时，对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就应当以夫妻各自所有的财产或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清偿。既然是以共同财产清偿，说明该债务虽然是夫妻一方对外所负，但只要债权人不知道债务人与配偶有财产约定，该债务的义务人就应为债务人夫妻双方，也就是说可以推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既然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夫或妻一方所负债务，如果该债务进入执行程序的话，法院就可以应债权人的申请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具体追加的程序，一般应由债权人提交追加申请，法院不应主动以职权追加。因为是否追加被执行人，是债权人的权利，法院应尊重其在执行程序中的意思自治。当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向法院提出追加被执行人配偶为被执行人时，法院应当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执行法官应将案件转交专门行使执行裁决权的法官组织听证，被执行人及其配偶可以在听证过程中提交证据，以证实该债务为个人债务而非共同债务。依据婚姻法的上述规定，被执行人或其配偶应当提交双方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书面约定以及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事实。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提交了上述证据，经质证及法庭审核，认可该证据，则应依法驳回债权人的追加申请。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无法提交上述证据，则法院应当依法裁定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对于追加被执行人的裁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上诉到上一级人民法院。上一级人民法院的维持或驳回裁定为最终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如果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未提起上诉，则原执行法院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可以直接执行被执行人夫妻的共同财产。
执行工作中，经常有被执行人的配偶对追加不服，其理由是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是规定了“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有约定的情形，如果夫妻双方没有约定的话，就不应适用该条规定而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法院仅仅因为当事人无法提供债权人知道夫妻之间有关于财产约定的证据而作出追加规定，是错误的理解和适用了婚姻法的规定。本人认为，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分别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夫妻共同财产制、夫妻分别财产制为法定的夫妻财产制，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优先于夫妻法定财产制。夫妻之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而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约定的效力，婚姻法规定的很明确，“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明确规定，第三人知道夫妻之间关于财产的约定，该约定才对其产生效力，而其效力就是一方对外所负债务有其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反言之，如果第三人不知道该约定，则约定对第三人没有任何效力，该约定就只是成为夫妻之间的内部约定，对夫妻双方具有约束力，对第三人不产生约束力。既然该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对第三人来说，该债务人与其配偶之间所适用的就是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所规定的夫妻法定财产制。
如果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婚姻法第十九条的逻辑是，夫妻之间可以对财产归属作出约定。约定的内容是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则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约定的当然效力，对夫妻均具有约束力。约定的扩张效力，第三人知道约定的，在债务履行中对第三人具有效力。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规定了夫妻约定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对第三人所产生的效力。事实上，该款省略了其余两种情形约定的规定，而该两种情形，约定财产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是可以很简单得从第三款中推理出的。如果夫妻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归共同所有，依据权利义务相一致、权利义务相平衡的原理，该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自然应由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所得为夫妻共同所有，而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却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的话，对第三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在第三人知情的前提下，夫妻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夫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由夫妻一方的财产清偿，则夫妻约定财产部分归各自所有，另一部分归共同所有的，自认是以夫妻约定所确定的一方的财产清偿。当然，该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既包括夫妻一方名下的财产，也包括夫妻一方在夫妻共同财产中所占的财产份额。
上述“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的规定，既可以是尚未经有权机关以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也可以是已经取得生效法律文书支持的债务。在债权人向债务人行使债权时，其可以依据上述规定向债务人本人及其配偶行使，也可以在生效文书确认
二、法律文书明确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时，不可以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
事实上这种情况极少出现，至少本人从未发现哪份生效文书中确认某债务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与其配偶无关。但如果确实有生效文书这样确认债权了，则说明该债务具有人身属性，该债务应当责任自负，与其配偶无关。在执行过程中，法院既不能直接追加夫妻另一方作为被执行人，也不能直接执行夫妻另一方的财产。但这只是问题的表明，执行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哪些财产才是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是按照物权法的规定来区分，还是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来区分。区分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主要是确认被执行人所有的财产，将其个人财产与其配偶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加以区分。如果依据物权法关于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规定，则不动产，以登记为准，动产以占有为准，法律规定登记可以对抗他人的动产不登记就不发生对抗效力。那么，无论在夫妻之间依据婚姻法的规定是一方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对于第三人来说，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该夫妻一方所有；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该不动产就为夫妻双方所共有。动产夫妻哪一方占有就归夫妻哪一方所有。对于特殊的动产如车辆、船舶等，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就为夫妻一方财产，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就为夫妻共同财产。而如果依据婚姻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同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就应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的，则还要适用婚姻法第十九条。两种区分方式均存在缺陷。
如果仅仅依据物权法来区分夫妻个人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婚姻法中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仅仅在婚姻关系当事人之间具备效力，对第三人不具备约束力。而现实是，夫妻之间出于各种考虑，其共同财产往往登记在一方名下，即使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也可能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或另一方名下。如果强制以物权法的关于所有权的归属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有过多干涉夫妻内部财产划分的嫌疑。而且，夫妻财产及财产权益除物权之外还有债权、知识产权等等，该种划分方式未能涵盖上述财产权益。再者，严格按照物权法的原理来划分夫妻财产，会经常造成事实上对夫妻一方权益的侵害。也会增加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制造虚假债务而侵害另一方权益的情况发生。如果仅仅按照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来划分夫妻财产的话，第三人的权益往往被侵害。第三人往往无从知道债务人是否已婚，更不清楚其配偶为何人，也谈不上清楚债务人夫妻财产，而在执行程序中适用婚姻法的规定，则可能使第三人有合理理由相信为被执行人个人财产的标的突然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上述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保护夫妻双方的利益以及与夫妻一方产生债务关系的第三人，更进一步则可归结为如何确立夫妻财产权属对外的公示性以及夫妻双方能够行使的代理权的限度。虽然婚姻法用三个条文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度，但这些规定都是直接约束夫妻双方的，对第三人并不直接具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对财产归属有书面约定且第三人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有约束力。如果第三人不知悉该约定，则约定对其没有约束力。在约定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在第三人眼中，该对夫妻所适用的就是夫妻法定财产制。同样，夫妻对财产没有约定的话，也应适用夫妻法定财产制。问题是，对于夫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其往往无法清楚的区分夫妻所有的财产中哪些是婚姻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哪些是婚姻法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情形所得。第三人所获知的仅仅是上述财产的外在公示形式：登记或占有。而当第三人与夫妻一方发生债务关系时，如果对第三人适用的是婚姻法所确定的夫妻财产的话，那么其之前所面对的财产公示形式将只是一种水中月、雾中花。这样一来，第三人的利益无从保障，市场的交易安全无法保障。如果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夫妻一方擅自将登记在自身名下的或自己占有的财产，转让第三人，应用善意取得原理，第三人如果是善意且支付了合理价款的话就可以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同样，夫妻一方可以恶意造成一些债务，善意第三人仍可以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上述两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的利益将被侵害无疑。为了交易安全，第三人的利益一定要保护；为了家庭稳定，夫妻另一方的利益也一定要保护。折中的方式为，强化财产公示效力的同时，限制夫妻双方的代理权。即，夫妻之间财产的归属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以及第十九条前两款的规定，夫妻财产对外的归属效力以其对外的公示形式为准。夫妻之间仅仅对日常家事具有代理权，对于对外较大的举债等活动，原则是仅对行为人发生效力。这样，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应作修改，应将该款去掉，并在第十九条之后增加一条，为第十九条之一，“夫妻无证据证实第三人清楚某财产为本法第十七条还是第十八条所规定的财产范围的，该财产以其登记或占有形式对第三人具备效力。”“夫妻共同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妻共同财产清偿，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由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如果上述规定生效的话，对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的区分将相当容易，对夫妻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的区分也将变得相当简单。
那么，依据现行的法律规定应当如何处理呢？
首先，既然生效文书确认该债务为个人债务，那就不应追加夫妻另一方为被执行人，也不应执行另一方的财产。执行中应当首先保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如果被执行人以及其配偶均在制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的，以该财产的处理价值清偿债务。如果被执行人或其配偶提出异议表示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夫妻另一方财产的，则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听证处理。如果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可以保全被执行人夫妻双方名下的财产。如果有异议提出，仍然通过听证程序处理。如果对上述财产处理后仍未能清偿债务，执行机构可以保全被执行人配偶名下的财产，如果各方当事人没有异议，以该财产变现价值的一半清偿债务，另一半价值支付给被执行人的配偶。经过听证，证实财产为被执行人个人财产的，可以直接处理；证实财产为被执行人及其夫妻共同财产的，制定期限责令被执行人夫妻对财产进行分割。如果被执行人夫妻拒不分割财产的，通知债权人代为提起析产诉讼，在债权人未代为提起析产诉讼，或该诉讼尚未审结前中止对该财产的执行。如果听证中各方提交的证据相互冲突且无法证实的，责令各方当事人限期提起确权诉讼，没有诉讼的则推定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
